生前被世人当作圣人君子来推崇的王莽，直到死后才被人辱骂为逆臣元凶。“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另一个成功假借先例获得帝位的当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中国改朝换代有两种形式，一是禅让，德高者为帝，如尧让舜、舜让禹；二是靠武力相争，胜者为王，如殷汤放逐夏桀、周武王征伐殷纣。但自战国到两汉，人们多推崇禅让。所以，曹丕就假借尧舜禹禅让的先例，逼迫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禅让天下，顺利地取代东汉称帝。
曹丕还迎娶汉献帝的两个女儿，因为尧将天下让位于舜时，曾经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姐妹嫁给了舜。直到现在河南许昌附近还有受禅碑，上书“稽唐禅虞，昭天明命，釐嫔二女，钦授天位。”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很为滑稽的事。
这种策略很荒诞，但是却意外地受到认可。而此以后，中国的改朝换代，大都是这种看似禅让的形式。“愿后身世，勿复生天王家”的刘宋顺帝，“愿自今往，不复生帝王家”的隋恭帝，如果去探究历史的真实，都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禅让的牺牲品。但是中国人认可和接受了，因为他们在形式上与尧舜禅让的先例相同。
不管做什么事，中国人一定会抬出古人来。西晋武帝担忧太子惠帝（司马衷）昏庸愚昧将来不受欢迎，就出了一份密封的试题给他，试验其才能的高下，并打算以太子回答的结果来决定他的存废。
但是太子之妃赛氏猜到了武帝的用意，便命秘书张泓代太子作一份草稿。赛氏看了之后，便将诗曰、书曰等句子全部删去，心想太子愚昧无知，如果这么引用《诗经》、《书经》和圣贤的话，很容易被发现不是太子写的。改后的答案词句笨拙而显得很迂回，但结论却没出差错，也成功地瞒过了武帝，使司马衷坐稳了太子之位。从此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写文章时必引经据典抬出古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守旧。
隋炀帝曾率领百万大军征伐高丽。但是总指挥向部队发布命令，前进所要到达的目的地，都是六七百年前汉代时所使用的地名。如玄菟（郡名）、乐浪（郡名）、盖马（县名）、黏蝉（县名）、沃沮（民族名）、肃慎（民族名）等，事实上，这些地名的确切位置到隋代时大多已经很模糊了。尤其可笑的是，蹋顿这个古人名被使用成地名。蹋顿是东汉末年称雄辽东的一个酋长，但是无知的指挥者却把它当成地名混用了。
这样的总指挥部和这样的部队，向本来不明确的地名、不存在的地方进军，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行动的。
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讲究实际的，但这也只说对了一半。像战争这般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也不实际考察，而想当然地使用古代的地名。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东西，即使是不明确的，那也是好的、对的，这也体现了中国人一个方面的气质吧。
中国伪书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像《神农本草经》、《皇帝素问》、《子夏易传》、《子贡诗传》以及《关尹子》或《鬻子》等都是假借古人之名所作的伪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只要引经据典，抬出古人，中国人就能信任和接受。
不只是书，中国的大学者中被指有伪作之嫌的人也不少，像汉的刘歆、魏的王肃、隋的刘炫等，都是这样。还有就是伪造古书，我想这么做的动机有许多，但是与中国人尚古的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崇尚祖先（下）
中国人基于先天性的因素，一般只擅长模仿，对于应用就很欠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他们重视的是按古人的样本依葫芦画瓢；另一方面，应该是后天性的原因，即源于对形式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3）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三十余年，他说：在中国，教师就像是无冕之王，学生不但会把教师传授的知识全盘吸收，而且他们会很用心地去关注教师的一举一动，然后争相模仿，包括言谈举止、习惯癖好等。
中国人做的很多事都可以归入到特定的模式里，包括寒暄、写文章等，有时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北宋时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年发洪水，宋仁宗就派使者前去实地考察。使者回来复命，描述当前洪水状况是“荡荡怀山襄陵”之类的话，而这些竟然都是《书经》中记载帝尧年代发生洪水时的情景的原话，当然使者受到的也只有训斥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一巡抚肉袒牵羊，向清军投降，其做法、辞令完全照搬《左传》中的记载，逗得清军哈哈大笑。
大约六七十年前，法国传教士尤库在中国南方办了一所学校。有一次他有事要派信差去北京，他知道学校里有位中国老师是北京人，借此机会可以写封信带给他在北京独居的母亲。尤库便找到了这位老师，老师一边对尤库表示感谢，一边对正在教室学习的一个学生交代：
“我打算给我母亲写封信，你替我写吧。现在就动笔，因为送信的人马上就要出发了。”
尤库听后很诧异：“那个学生是您的亲属吗？或者他认识您的母亲？”
“他只是我的学生。”这位教师回答说。
“那他怎么可以代你写信呢？”尤库不解。
这时这位老师倒显出一脸的不可思议：“我教了那个学生一年多的作文课，书信的格式和应该用的词语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写给母亲的信是很容易代笔的。”尤库和老师的话刚说完，那个学生就带着已经装入信封的信来了。这位老师连看也没看，就在信封上添了住址，交给了送信的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孝行是非常形式化的，他们的书信有一定的模式，是千篇一律的。
正如上面讲到的一样，中国人重视先例并且非常固执地遵守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随情况的改变而变动，先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在意义。相对于精神，中国人更重视外在形式的表现，这和他们的保守气质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习惯中，名与实常常是相分离的，在外国人眼里，有些现象就显得十分的有趣。
比如说，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孝为本，孝被认为是最大的善行，是国家与社会的基础，所以历朝历代对孝行都有一定的奖励。诚然，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体现在先形式后精神的中国人身上，孝行，难道就是赤身裸体地躺在结冰的河上，向上天祈求母亲病愈吗？
中国以前就有二十四孝之类关于孝行的极端化的样本，比照样本模仿的人一定不少，其出发点可能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一面鼓励人们的孝行，一面禁止极端形式化的行为。
中国是第一礼仪大邦，在各种礼仪中丧礼是最为人们所重视的。但是，越到后来，丧礼就只徒具形式了。五胡时代后，燕邵文帝的母亲去世，在后宫举行丧礼时，只听到百官发出的哭嚎之声，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流泪者。文帝看到这些举动，十分地恼怒，命令百官必须流泪，不然要给予处分。第二天的丧礼仪式开始，怕受处分的百官怀中都预备了一包辣椒，到了该哭的时候，就偷偷将辣椒放进嘴里，强迫自己流出泪水。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举行没有真实的悲痛而又喧哗的丧礼，现今也是如此。在葬礼中甚至有专门从事哭丧职业的人，而丧主本人或不停地吸烟或与别人谈笑等等。
令人感叹的是，不只是丧礼，中国古代的礼教很多就只剩下一具形骸，早就丧失了其内在的意义和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出于某些必要，即使是如此保守的中国人，也曾实行过有相当力度的制度改革。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舍弃旧有的制度，他们做的，是在其上添加新的制度。简单来说，中国人的改革，不是旧制度的废止或者改良，只是新事物的增加。
唐朝的官制以其精密、简便易行，被欧阳修等人盛赞。而实际上呢，唐朝的官制是周朝制度、秦汉官制以及三国以来新官制的大拼凑。这种制度不仅冗杂繁复，而且没有信念也没有精神。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4）
再看一下清朝兵制的改变，也有同样的现象。清朝初年，绿营（绿旗）与八旗曾威震天下，当时，绿营兵驻守地方，八旗兵负责守备京城，也监督绿营兵。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旗兵同绿营变得腐败，渐渐丧失了战斗力。
在镇压太平天国之际，义勇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乱平息之后，也被保留了下来，像旗兵与绿营兵一样，成为一部分新的常备军，形成了二重兵制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又组建了西式新军，但同样，先前的军队仍旧没有被完全解散。
中国人的做事方法大多是这样，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很少。
中国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新文明，但是保守和盲目的自尊思想，使他们很难去采用。然而，一连串的战争终于使中国人做了自古以来未有的事，沉睡了四千年的中国，发出了倡导变法自强的呼声。
但是，对于保守的中国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这种革新的形势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只注重保持自己国家的文明，要想有所发展，吸收他国先进文明，经验明显不足。即使引入了新文明，怎样和本国的旧文明相调和还是一个问题。
《东洋史说苑》忍让妥协（1）
日本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相辅相成的邻国，应该和睦相处。了解对方的气质，有助于处理好这种关系。本文也是在抱着这样的态度，进行大量的历史性的研究而写成的。60年前，伦敦泰晤士电台的中国通讯员库跍曾说过，由于各种原因，要想正确理解中国人的气质不是容易的事。本人也深有同感，因此此文对中国人的看法可能有偏颇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忍让妥协（—）
中国人是最富于妥协的，妥协性的确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文弱、长于打算的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小到争斗、大到战争这些是有危险又没有利益的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尽量避免它的发生，代之以妥协来解决问题。其实，与其说中国人经常妥协，倒不如说他们有滥用妥协的倾向。
在中国的古代，有一种开设的镖局，是专门负责保障旅行者安全的。镖局派出去的镖师，一般携带一种类似梭镖的武器，用来保护雇主的安全，镖局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中国北方，尤其是梁山泊所在地山东省，以抢劫为生的人非常多。小到全家大到一个村子，甚至一个乡的人全体出动，拦路抢劫行人的财物。行人若想安全通过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一般都会出钱请镖局派镖车护送。由于镖车上插着镖旗，抢劫的人见到镖局的标志一般都会罢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强盗忌惮镖师，不如说是镖局和抢劫的人已经达成了一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