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妥协和默契。
中国人经常使用秤来称量物品，像葱、白菜、豆腐、米谷等，都要用秤来买卖。但是，中国人使用的秤是最不能让人相信的，南斗北秤的说法，显示了他们的度量衡并没有统一。即使在北方，秤的计量也存在着不同。用着这种没有信用的秤，人们是怎样进行买卖的呢？买者和卖者都打出最利于自己一方的秤，然后将计量的结果进行中和。至少我在中国北方留学期间经常看到这样妥协场面。
忍让妥协（二）
妥协性的体现不止在民间，在官场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考虑的首先是怎样妥协，尤其是像山贼、马贼等难以对付的团伙，很少先去考虑怎样擒获剿灭。政府采用的办法往往是用功名利禄去诱惑他们，让盗贼变成尽享荣华的官吏。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政府将这种妥协称之为招安或招抚；盗贼们的回应，被称之为归诚或归顺。其实，无论是招抚还是归顺，也都只是漂亮的字眼而已。在这种相互妥协中，在这些字词背后，隐藏的是政府的怯懦、贼匪们贪图荣华的嘴脸。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例子，今日中华民国声名显赫的大官僚中，据说也有以这种方式出仕的。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滥施暴力者接受政府的招安，就可以出世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一种讽刺。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着实让人吃惊。
关于贼徒招安的事件，流传下许多的笑谈。南宋的时候，有许多贼徒被招安，朝廷给了他们从七品的武官官职——宣赞舍人。但是这样一来，引起了不是贼徒出身的宣赞舍人的不满，认为不能同贼徒出身的人等同视之，于是上书朝廷，提出了抗议。
朝廷就让正途出身的宣赞舍人出任兼官（宣赞舍人之外的其他官职）以示区别，即有兼官的宣赞舍人是正途出身，没有的就是招安出身。这下正途出身的宣赞舍人倒满意了，而招安来的宣赞舍人又开始不满，这让朝廷非常地苦恼。
有一个叫郑广的海盗头目受招安后，朝廷照例赐予他官职，但是同僚们却看不起他，在公共场合时常常遭到排斥。郑广看那些官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个个贪得无厌，就做了一首讽刺诗传给他们看：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
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东洋史说苑》忍让妥协（2）
这首诗指出了朝廷命官和盗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做官的以权位干着行窃偷盗的事，做盗贼的也可以做官，两者只是手段的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据说同僚们看完诗后都苦笑了一番，从此也改变了对郑广排斥的态度。
忍让妥协（三）
中国政府也不是一味地妥协，有时候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或派大将或任命地方官讨伐贼寇。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吏或大将也会不顾上面的命令，而圆滑地与贼寇进行妥协，用钱币和粮食作为条件让其退散到别处，避免正面的冲突。
《韩非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卫国和楚国交战的时候，两国的大将相互妥协，保持长期对峙而不真正交手。因为在他们看来，两军的战士没有任何仇怨，战争是君主发起的，为这样的命令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开战，让自己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很愚蠢的。这也是军队中大多数人的想法。
“弄兵玩寇以为富贵之资”，长期有名无实的战争，也让人趁机从国库中任取军用资金以供自己享乐。唐朝时曾一度进行的藩镇征伐，直到国库用尽了也没有成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且不说战国或李唐时代，看一看如今中华民族的状况，与以往也有着几分相似。
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委任王汝贤、范国璋为征伐南方的总、副司令出阵湖南，没想到他们联名发表了“弭兵和平”的通电，直接导致了段内阁的倒台。在北方的驻军十分地愤慨，在12月份召开了所谓的“天津会议”，坚决拥护段祺瑞讨伐南方叛军。可是，在会议上最为坚决主张南伐的第一陆军总司令曹锟，第二陆军总司令张怀芝，在马上要出兵的时候态度却软化了下来。
在中国这是常有的事，即在口头上很强硬，到战场上就妥协退让。虽然这其中也有别的理由，但是为了顾及自己的利益而轻易苟且妥协，不为这么做感到羞耻也是一个原因。他们表面上主张强硬，等拿到军用金之后，他们妥协退让的本性就会马上显露出来。
忍让妥协（四）
中国人不仅在国内滥施妥协，对其他民族也是如此。中国的北方燕赵之地，曾以有许多悲歌慷慨之士而著称，但这都已成往事。自唐宋以来，燕赵之人对异族的入侵，就只会妥协退让了。“辽兵至则从辽，宋兵至则从宋，本朝（金人）至则从本朝。”这是金代世宗对燕人的评价，其实，全体的中国人，都有着这种畏缩退让的态度。
现在尚且不说他们对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的妥协退让，在列强国家侵略中国的时候，如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中国的北方人做了什么呢？在外国军队面前打起了顺民的旗帜，献上了德政之伞！实在是不可思议。
从古代北狄种族对中国进行侵略时，中国政府不敢出兵抵抗，用宗女、金帛、土地讨他们的欢心，用来缓和他们掠夺的态势，可以看出，妥协、退让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成为妥协牺牲品的宗女，在唐代的时候叫做和番公主，虽然宋以后停止了这种行为，但用来苟求和平的却是割让土地，更加可悲可叹。
西汉初年，匈奴强悍、跋扈，让朝廷疲于应付。就怎样对付匈奴的问题，当时名闻天下的才子贾谊曾献了一个五饵计。所谓五饵，也就是指利用耳、目、口等的欲求，用酒色利禄来引诱匈奴人投降。五饵计中，有一计是这样的：先在中原挑选几十位美女，让她们去服侍那些归降的匈奴人，使其成为美色的俘虏，如果塞外的匈奴人听说来中原后如此的荣华，一定会争相投奔来的，这样，匈奴的实力就会大为减弱，中国的忧患也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一代才子贾谊献的策略！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当时朝廷对于北方鞑靼族的不断侵略一筹莫展的时候，学者瞿九思提了一个建议，现在看来十分的有趣：在北方那么荒芜的地方，很少有美女，他们才会轻易地离开家不断地侵扰我们，如果他们都有娇妻在家，就会舍不得出来征战了。抵御他们的秘诀就是，让那个地方的美女增多，让男子都沉溺于女色，也就是将中国的一切化妆术传过去。这样一来，那儿的妇女都成了美女，他们就会迷恋于美人，失去往日的凶悍了。
瞿九思的计策怎么看也不像是妙策，很难想象他居然在天子面前很认真地提出来。
总而言之，中国人不愿意对塞外进行积极的征伐，而且这样的建议也不会受欢迎。对于这种妥协性的对策，倒是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东洋史说苑》敏感多疑（1）
敏感多疑（一）
中国有句谚语，叫“一人不入庙，二人不看井”，意思是一个人不要到荒凉的寺庙里去，不然有可能被恶僧所害；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探头看井，不然有可能被另一个人推到井里去。从这些警句中，中国人猜疑心很重可见一斑。
中国还有一本关于外出旅行参考的书，叫《示我周行》，书的开始就以旅客的心得体会揭示了出行注意的十二法则，主要是对盗贼、诈骗、掏摸、偷换等事情的提醒。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注意这些是应该的，但是把别人都看成是盗贼，就显示出了中国人爱猜疑的本性。在中国的男女之间、同僚之间以及君臣父子之间，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是相当频繁的，君臣的位置也经常更换。中国是一个“今日臣下，明日君主”的国度。《左传》中说：“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也就是说，君主要想得到臣子的忠心不贰，那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得不随时关注着臣子们的行为举止。
软弱的君主，如刘宋顺帝、隋恭帝，在被夺位后忧郁地度过了一生，只发出“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或“愿自今以往，不复生帝王家”的感叹。有为的君主，为能稳坐帝位，往往借机对权臣进行杀戮，“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故国破，谋臣亡”。
清朝黄莘田有过这样的诗句：“汉家多少韩彭将，不得铭旌一字看。”这是对一向以宽容大度而著称的汉高祖刘邦登位后，将韩信、彭越等功臣杀害这件事，发出的感叹，认为高祖对功臣的恩情实在太淡薄了。
性情仁慈一点儿的君主，如宋太祖，巧言说服老臣解甲归田；残暴凶狠一点儿的君主，如明太祖，公开对功臣进行杀戮。虽然手段上有所不同，但做事的目的是一样的，对臣子的猜疑心是一样的。可以共患难，却难同富贵，这就是中国君臣的写照。
敏感多疑（二）
儒家是中国的政治和教育的榜样，而法家是官制的核心。法家讲究的是人本性恶，应该对此加以警惕，因此法家维护君权的策略是让臣子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仔细看来，中国历代官制组织，显示出来的不是对官吏的信赖、利用，而是对官吏的猜疑、防备。
例如清朝官制，一方面对百官有专门的督察员，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有弹劾权，形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机制。即中央大员可以弹劾地方官，地方官也可以弹劾中央大员，总督可以弹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弹劾总督。这种体制的产生，不得不说和中国人的猜疑心密切相关。
中国的官场有严密的回避制度，也正是中国人猜疑心很深重的最好的证据。这种回避，包括地方官不能到他的家乡上任；科举考试时，和考官有亲属关系的，就可能不准参加考试等。由此可以看出，回避的要义就在于，排除官吏们徇私枉法的可能。
敏感多疑（三）
明哲保身，是中国官僚生存处世的第一原则。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能在君主的猜疑、同僚的猜忌下存活，官僚们是费尽了心思。
唐朝时，娄师德任宰相，他的弟弟也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官，即使兄弟二人都身居高位，但是也害怕招来祸事。娄师德曾多次告诫弟弟，虽为高官，但一定要注意谦让忍耐。他的弟弟说道：“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娄师德听后说的一番话，不禁让人感叹中国的官吏的苦心实在是太惨淡了。娄师德皱着眉头说：要是我的话，我不会随意擦拭的，那样可能招来对方的怒气，要保持微笑，让唾液自然地干掉。
唐朝有一位大臣叫苏味道，他处理事情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建议来，一直是模棱两可的，被人称为苏模棱。其实，中国的官吏，大多是苏模棱之流，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曾国藩曾指出官场成功的秘诀是“拙进而巧退”。要看清在中国的官场中，消极、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