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曾国藩曾指出官场成功的秘诀是“拙进而巧退”。要看清在中国的官场中，消极、宁静、保守比之积极、活动、革新，更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并不能囊括事物的全部真相，但大体上是如此。
《东洋史说苑》敏感多疑（2）
中国人的猜疑心，牵制了其他人分内的事，却推诿自己应该做的事，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事无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贝子载振曾奏请改革官制，认为中国官制存在着两大弊病，即推诿和牵制。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猜疑心导致了这两大弊病的产生。
敏感多疑（四）
中国是一个家族式的国家，父子关系被看成是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基石。虽然观念是这样的，但是看中国的历史，悲惨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天子和皇太子之间。皇太子之位，很容易招来天子的猜疑、其他皇子的嫉妒，很少皇太子能够善始善终。为此，清代的皇族立下了这样一个规矩，即皇帝生前不宣立太子。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从众多的皇子中选出能继任大位者，亲自写下姓名，密封在一个匣子里，并把这个匣子放在乾清宫内世祖御笔的正大光明匾之后。等皇帝驾崩后，大臣们再将匣子取出打开，奉匣内署名者为帝。父子兄弟之间太多的猜疑和妒忌之心，是设置这样制度的理由之一。
《东洋史说苑》敏感多疑（3）
中国自古以来男女的界限就很严格，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古时，有很多的礼仪规定，例如，男女七岁以后就不能同坐一张席，男女讲究授受不亲等。十年以前，北京的动物园、保定的观工厂，还有这样的规定：单数日是男性参观日，偶数日是女性参观日。这种区分，或者是出于对男性的猜疑心和忌妒心吧。
除今天的中华民国外，中国历代后宫使用宦官的动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宦官制度经历了众多朝代的更替，始终没有被废止，甚至连主张废止的人也没有。像司马光、丘浚、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国政治学者，对于宦官制也只不过谈到其弊病，充其量主张降低宦官的地位，减少他们的数量，没有提到要彻底废止。
出现这种情况，从两个方面可究其原因：一是古书上曾有宦官的记载，连圣人孔子都认可的事，尚古保守的中国人不会提出废止的要求；二是对后宫女子的监管，如果不用女子或无性的宦官，猜疑心很重的中国人，心里一定会不安。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传教三十余年，著成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曾举出许多例子来说中国人很重的猜疑心。例如，一个仆人行为不检点，受到主人的训斥或被解雇，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先会怀疑是谁向主人告的密，然后想办法对其报复；如果同时雇佣着几个工人时，支付工钱时要一个一个给，不能让一个人代领，不然容易产生矛盾，其他人会怀疑代领的人有不公正的行为。中国人猜疑心之重，从这些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
《东洋史说苑》结 语
妥协性和猜疑心，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两大痼疾，中国的改造也因此受到阻碍。
一味的妥协也会招来祸害，孟子“枉尺而直寻”在这方面是不成立的。唐朝的时候出现“两面”一词，金代出现“诡随”之语，都是指趋炎附势向强者妥协。在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喜欢用“两面”“诡随”的方法来保全自己，其实，这是一种让人不值得提倡的行为。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叫“治日少而乱日多”。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上下四千年的历史，太平之日少得可怜。就算中国人夸耀的周朝，太平的日子也不过只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其他的朝代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是妥协和猜疑心必然导致的结果。对于应该征伐的人或事，一概妥协就会埋下祸根，而这祸根又会给君臣同僚间增加一分猜疑。
最近，中国的觉醒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记者认为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了。但是我对此却有些疑虑，如果中国人真正地觉醒了，只能是自身反省的结果。打击军国主义、大声呼吁民主，他们更有必要改正自己的缺点。
王阳明（加解释）曾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说明了内在的改造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只有除去自身的缺点，如妥协和猜疑，才有望真正彻底的改造。我也热切地期待着中国以这次觉醒为基点，带来一场真正的彻底的变革，这也是日中两国共同幸福的所在。
《中国人精神》引言（1）
好公民的宗教
难道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一群流氓，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你看，他们是多么懒惰无能！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你愚弄他们时
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惟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焕发人性。
歌德
目前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上，人们不再关注其他的事情。但我认为，这场战争本身应该引导那些认真思考的人开始把目标转移到探讨和研究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以达到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怖的物质力量的目的，使得它们不能伤害人类。
今天，现代的欧洲文明显然已经屡次成功地征服了自然力量，必须承认，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文明无法逾越的。但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恐怖的力量并不是自然界中物质的力量，而是人们心中的激情，它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才是最深刻、最可怕的。在这种可怕的力量能够得到正确的调节和控制之前，显然没有什么文明可言，甚至连人类的生命都有可能被摧毁。
在社会的早期和野蛮阶段，野蛮部落受到纯粹的自然力量的抑制，这也导致了他们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的激情。但是随着文明的出现，道德的力量应运而生，人类发现它比自然力量可以更为有力和有效地控制人类的激情。
过去，基督教是欧洲人抑制和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但这次的军备战争，似乎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不再有效。在这种失去了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和抑制人类激情的情况下，欧洲人只有再次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正如卡莱尔说的那样：“欧洲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察。”
《中国人精神》引言（2）
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将最终导致军国主义。实际上，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浪费。但是，今天欧洲之所以需要军国主义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因此，欧洲人左右为难。不管他们是远离还是坚持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英国人说他们能够凭借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来扑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在我看来，即使在英国军队获得战争的胜利之后，他们也就成为了英国军国主义，而它也必定会逃不了最终被扑灭的结局。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没有脱离这一恶性循环的道路可走。
但真的是无路可走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在很久以前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步枪崇拜的破灭，尽管伟大人物是步枪崇拜者。而且确实如此，就像上帝证明一样，武器需要另一个武器，惟有正义和礼法能够产生一劳永逸的革命。”
这里所说的不需要另一种武器的武器，即正义和礼法，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力量。如今，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扑灭军国主义的话，只要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不再需要，它自身也就会消失。但是现在，基督教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而存在，甚至欧洲人根本就不知道去何处寻找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没有存在必要的新的道德力量。
在我看来，欧洲人所需要的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必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成为多余的道德力量就是好公民的宗教。当然人们会说在中国，战争也时有发生，但是，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之后，中国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我们不会生活在不断的战争阴影之下。然而在欧洲，战争成了一种必然，人们会长期受着战争的煎熬。实际上，我认为欧洲人无法忍受的并不仅仅是战争的本身，还在于每一个国家常常会担心他的邻国的强大而对付、杀害自己，因此他要武装自己，雇佣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因此战争并不能压倒欧洲人，他们的真正的重担应该是持续地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运用自然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在中国，一个人不会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召来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人有好公民的宗教。所以在中国，一个人不必担心邻居的骚扰，服从道德义务感使得他们得到保护。
确实，在中国，每个人都认为道德义务是必须得到服从的东西。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他并不觉得需要用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现在，如果能够使得所有的人一致地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它是比自然力量更高的一种力量，那么自然力量的运用就会自动消失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
当然，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在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力量的，即警察的力量和军国主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人，如犯罪分子；在这个世界有一些残暴之徒，他们是不会或者无法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高于自然力量的一种力量，他们因此也不可能认识到道德义务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
《中国人精神》引言（3）
至于如何使得人类认识到公正和正义是一种比自然力量更高的力量，我觉得首先必须使得人类相信公正和正义的有效性，使得他们相信公正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相信善的力量。在中国，为了做到这一点，好公民的宗教在每一个孩子一旦能够理解言词的意义的时候就教导他们，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
今天欧洲文明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安全性，在我看来，在于他们错误地以人性恶的观念为指导。在这一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欧洲一直建立在暴力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宗教和法律是欧洲人用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东西。也就是说，欧洲人是因为害怕上帝和恐惧法律而维持着秩序的。恐惧意味着暴力的使用。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欧洲人首先就得养一大批像牧师这样的花费昂贵的闲人。不说别的，单就如此高的花费而言，就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
其实，在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人试图取消牧师。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恐惧上帝以保持秩序，谁来做到这一点呢？欧洲人试图通过对法律的恐惧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保持对法律的恐惧谈何容易，这就需要欧洲人养另一个花费更为昂贵的闲人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