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来展开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虽然给出了文明的综合，但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把他们的哲学当成可以接受的信仰，而中国众多的大众把儒教则当成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与欧洲狭窄意义上的宗教是不同的，它是用于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的。歌德有一句话说得好：“惟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惟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
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引申到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它就是指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宗教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如果把宗教按照这种意义来理解的话，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和佛教。
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大家都很清楚的，儒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它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华民族当作约束而成了一种宗教，但是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也没有成为宗教。所以说儒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却是学者的哲学。它们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意义上，我认为儒教、基督教、佛教都是宗教。前面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儒教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则没有。但除了这个区别以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仅仅局限于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更具体，它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
对一个不是单独的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问：“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
作为孔子门徒的子游，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就说过：“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能、宗教。在生活中做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
也就是说，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的人。简而言之，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但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实际上，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儒教则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这才是它们真正的区别所在。
我说，孔子给了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是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孔子再把这个给出的真正的国家观念变成了一个宗教。政治在欧洲是一门科学，但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在中国就是一种宗教。
换句话说，我认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在一本书里写到关于讲述国家信仰，叫《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国家的春天和秋天这样一些支配国家兴衰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孔子在这本书里讲述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展现了在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痛苦和灾难，并指出了带来这种不幸的真正原因是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一种对国家、国家元首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在这本书里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关于君权神授的思想，大家或者至少大多数人是不会相信的。请允许我先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他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请大家结合卡莱尔的这句话，回忆和思考一下君权神授这个主题。
《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的精神（8）
孔子在这本书里教导说，就像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利益和恐惧仅仅是基础性的动机，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就是责任。所以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同时也包含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
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
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奴隶制时代，因为人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即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在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中，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到了孔子时代，奴隶制时代正逐渐走向衰落和灭亡，那时家庭根本就无法和国家相提并论，那时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公民存在。所以，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也就是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基础，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什么样的的新基础呢？在荣誉这个词里，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日本的教育外相菊池男爵去年在我到日本的时候问我，“名分大义”这四个字怎么翻译，这是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我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也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在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之间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汉语里命名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称这种荣誉的信仰为名教。
受孔子教导的影响，理雅各博士（James Legge，1814—1897，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把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翻译为“高人之道”，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术语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在这里道的含义就是君子的律法。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君子的律法。孔子在君子的律法的基础上，把它写成文并发展成为国家的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名分大义，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孔子在这一国家信仰里教导说，包括国家和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都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我认为大家应该都承认，在人类社会里人的荣誉感是重要的，即使那些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点。但关于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
事实上，和谚语“盗亦有道”的说法差不多，所有社会和文明在没有人的荣誉感之后就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下面我就为大家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就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赌博这种琐事为例，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色子出现就付钱，人们就不会把赌博进行下去，只有当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才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
再来看看商人，只有在他们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契约的前提下，所有的交易才能进行下去。当然违背契约的商人是会被送到法庭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庭呢？或者，法庭又是如何使得食言的商人履行契约的呢？我看只有通过暴力了。
在真正的意义上，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结合在一起，因为没有人们的荣誉感。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把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单靠单独暴力是远远不够的。警察通过使用暴力可以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怎样让警察履行职责呢？这时候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用警察的荣誉感，就是用欺骗。
当今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的方式让警察履行责任。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只有履行这种责任，才能对社会有利、对他的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利就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水，没有这个薪水，他和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所以他必须履行责任。
我觉得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时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为什么说它是欺骗呢？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仅仅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的每周15先令，而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的财富，如每年1到2万镑的收入，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种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荣誉感，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财富的转移和占有，就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
所以，虽然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是建立在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的基础上的，这就使得警察尽职，而且使得他们仅仅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远比警察高出许多。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欺骗，因为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要求警察有荣誉感。
《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的精神（9）
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就是这种欺骗，他们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己却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
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导致了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而言之，在这种欺骗和暴力的组合，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的影响之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暴力和欺骗的组合使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