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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没有荣誉感而且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感，那它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起码是不能持久。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的警察只有依靠他们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但同时他也会陷入一种矛盾的深渊。
一方面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对于可怜的警察而言，他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少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甚至是当一个反警察分子，只要他能够得到更多报酬来改善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条件，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利益的获得。如果是那样的话警察迟早会想到，既然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么一说法，只要能够获得更多的酬劳，这也意味着社会利益，那么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必然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末日的到来。
孟子说孔子写的《春秋》，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社会特点。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注定到了末日时代的社会。这是一本能让“乱臣贼子惧”的书。
总之，由于我们已经看到，在涉及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即使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无足重轻的事情，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因此我想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
大家都知道的，婚姻制度通常是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兴起的渊源。婚姻在欧洲的教会宗教的熏陶下便成为一种圣礼，换句话说，婚姻就是一种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教堂是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所在，同时它的威信来自于上帝。但这种约束力只具有一种表面的、形式的，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约束力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
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来说，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都承认的荣誉感是作为婚姻制度的基础的君子律法。正是由于这种婚姻制度，才有了家庭的建立。
我曾经告诉过大家，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一个由君子律法引出的荣誉法典。但是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君子律法的法典，不过它有不明确、不成文的特点。所谓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就是孔子时代以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
在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著名的中国法律制定者，人们都叫他周公（公元前1135年），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就是由他最先确定、整理、制订的，这部法典也就是中国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周公创造的这部中国的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之礼。
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周公之礼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也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正是这旧约信仰，所谓的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也叫做周公之礼，第一次给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所以，一直到现在婚姻圣礼还被中国人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
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的人们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建立了家庭，这种制度使得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得以维护下来。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是一种家庭信仰，它和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有区别的。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相对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的国家信仰里给出了一个新约。也就是说，在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他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家庭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影响之下，孔子给出君子律法的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制定了新的圣礼。
孔子把他制订的这部新圣礼命名为名分大义，而不再称为礼、礼法，同时我已经把该圣礼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叫荣誉法典。通过制订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孔子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如今，孔子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和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即旧约所订的一样，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即所谓的周公之礼、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的绝对权威并且无条件地服从它。因此，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在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都要遵守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就是名分大义——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并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
简单来说，和旧约周公之礼一样，孔子时代之前制订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而这时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或者叫荣誉法典的新圣礼，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转变为国家信仰的新约。
《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的精神（10）
也就是说，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就像前孔子时代的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那么名分大义——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她的皇帝的义务，这和前孔子时期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她的丈夫的义务是一个道理。
所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我曾经说过，孔子也曾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君权神授这一思想。但我想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职责比所谓的他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是更有意义的。
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是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所有国家让妻子效忠于她的丈夫的荣誉感，而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
其实，和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一样，孔子教导中国人民对皇帝忠实的绝对责任的约束力。
如果说家庭信仰是中国的旧约宗教，是所有国家的教堂信仰，它通过制定婚姻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了家庭；那么我认为孔子教导的的国家信仰是通过制定效忠契约的新圣礼的方式建立国家的。
假如你觉得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为人类的文明产生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认为你就一定会赞同孔子通过制定新圣礼和建立忠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所做的是一种伟大的工作。
家庭的稳定和持久通过婚姻圣礼的制订得以保证，人类如果没有婚姻圣礼，就会走向灭绝。而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是通过忠诚契约的圣礼得以保证的，没有它，每个人都会返回到野蛮或者动物状态，人类社会和文明一样会毁灭。
所以我想说，孔子为中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给了他们真正的国家观念，—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而且孔子把这一观念转变成了一种信仰——国家信仰。
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写的《春秋》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了叫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的法典的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因此这个圣礼也经常被人们称为春秋名分大义，或者春秋大义这种更为简单的叫法。
在该书中，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责任、包括神圣契约，神圣的社会和约，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孔子通过它给予所有中国人和民族完全效忠皇帝的义务。在中国，国家和政府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真正的宪法，就是这个契约或者圣礼，这个荣誉法典。在这本书里，孔子指出后人会明白他，明白他为世界做了什么。
恐怕大家已经厌倦了，因为我谈了这么多来说明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开始言归正传。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一种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需要感，原因就在于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这个庇护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通过信仰强大的叫做上帝的存在。
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被称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能替代宗教，甚至可以达到让所有的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的目的。所以，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安全感和永恒感，如同人类大众宗教能给予的那样。现在我想这个东西已经被我们找到，它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一种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
大家都应该知道，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中华帝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应该有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这给了皇帝一种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同时，就像别的国家里对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所能给予人类大众的安全感一样，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任，又给了中国民众一种安全感，也使得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得以维护。
国家的这种绝对稳定，使得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有了保证，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使得种族的不朽有了保证。所以，正如其他国家的宗教给人类大众带来来生的永恒感一样，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也给了中国人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这和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是一个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是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而不是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中国人，在他死了以后，他最大的安慰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起他、爱他，直到永远。而不是相信会有来生，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把死当作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希望破灭，也会有可能再次相会。
这样，就像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和忠诚的神圣责任，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
《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的精神（11）
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