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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所有研究中国的外国人当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能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正因为这样，也几乎没有人能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这方面的真正行家是没有的。
那种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力量的手段微乎其微！除里雅格等少数学者外，通过翻译一些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小说，欧洲人了解了中国文学。这就像一个外国人评价英国文学时，依靠的是布劳顿女士的著作，或者是小孩与保姆阅读的小说一样可笑。
现在，为什么威妥玛爵士疯狂指责中国人“智力匮乏”呢？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头脑中肯定是装着中国文学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种批评中国文学的奇特评论，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是极其不道德的。说白了就是指中国人不道德，同时，绝大多数外国人也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把前面那些很一般的翻译小说除开，之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翻译，都没有一个把儒家经典作品放在眼里。当然，这些儒家经典作品中包括了除道德之外的其它东西。
虽然我们都很尊重巴弗尔先生，但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令人敬佩的教义”，绝对不是他所评论的“功利和世故”。在此，我想用两句话来证明，孔子在回答一位大臣时说：“罪获于天，无所祷也。”另，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为了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我想把话题扯远点。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他所说的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是不会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是用来评判那些圣贤的。
受“南华”先知们的影响，巴弗尔先生可能被他们引入了歧途，而且，他期望其他传统的学派都不能和道教相提并论，所以他在表达上误入歧途。我强烈要求声讨他的那些沉着的评判。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二）（3）
还是言归正传。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文学必须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已经指出，欧洲人形成他们的判断习惯仅仅是从与孔子名字有联系的那些作品中获得的。
但事实上，孔子的工作只能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开始，自那以后，又历经18朝、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于写作的文学形式的理解，孔子时代还不是很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谈文学作品的形式，这是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它已被所有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
确实如此，从形式上来看，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之所以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并非因为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而仅仅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
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与孟子的对话。不过，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方向和风格。同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一样，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
六朝诗歌中，正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也完全不一样。
如前所说，为了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与关系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同时，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现状的，它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之间生成。因此，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人的历史。
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现今欧洲学者仍然一无所知。在蒲尔杰博士的新著《中国历史》里，中国这样的文明被书写成为最差的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电督人，这样一种历史还或许可以容忍。
从这种描写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他有什么资格对中国社会制度进行评判呢？基于这种缺乏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它关于中国的书对学者是毫无价值的，更为可怕的是，它会误导大众读者。
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是与儒家的教化密不可分的。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斯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人性之中，是一种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
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二）（4）
此外，我们研究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则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将引用被外国人称为的“陈词滥调”中的《大学》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1884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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