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即使说出了他的准确年龄，也不能太相信，因为他给出的多是过完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计算年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以“十”为单位，把岁数弄得很模糊。说一个年龄的时候，多是“一二十岁”、“好几十岁”等词语，严格而确切地说出年龄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中国，“万”是人们计算的最高限度，当然模糊也就只能延伸到这里，“百”、“千”无一幸免。中国人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些表达，即使有更加准确的方式。
《中国人的气质》漠视精确（2）
有个朋友和中国人聊天，这两个人说花了“两百串钱”看一场戏，在这位朋友的追问下，他们说：“确切地说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两百串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有一对外国夫妇，在中国居住了好几年，在要回国之际，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了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的老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去世，老母亲恰好同岁。打开条幅，分别题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字样，而且每个条幅的边上还有一行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和赞美贵夫人享有了“六十年的荣华”。
夫妇俩大加赞赏之余，对条幅上的小字很不解，其中一个虚心地请教：两位母亲是同岁，这我们都知道的，可为什么一个说是七十，另一个是六十呢？这位中国朋友的回答，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要是两个条幅都写“七十年”，那就显得很没创意、很没文采了。
我们所要求的精确，在讲究社会裙带关系的中国人面前，显得很无力。一个人正在打官司，他说他“家”在一个村里，可是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其实住在城郊，他的先辈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从那个村子搬出来了。问他：“你现在是城市居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他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不是的，我现在虽然住在城里，但我老家是那个村！”
还有一个人指着村里的一座古庙，骄傲地宣称：“建那座庙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其实，那座庙建于明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区别于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西方人喜欢把一切弄得很确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想知道、也不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知道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这就够了，可想而知，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在数字的运用上，中国人缺乏精确性，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要想找到一本完全没有错别字的书，那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写错别字并不是图省事，因为有的错别字的写法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并没有把精确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常用字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或不认识、不知道正确的写法，或书写马马虎虎，大量的错字、别字常常代替了正确的同音字。
人们在书信的称呼上，将漠视精确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人的家信，称呼一般是“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父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而且用非常醒目的字迹书写，但是，“大人”的姓名一般不会出现。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他们注重实际，对自己的名字就满不在乎。他们的名字，一下写成这样，一下又换成那样，往往弄得我们摸不着头脑，看到名字还得问一下以确定是谁。最让外国人弄不清楚的是，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时专门用来注册的名字。
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的有两三个名字，但事实上又不是一个比一个更贴切。一个名字有了别名，那么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平时交谈中就可以交替使用了，甚至可以把别名当成形容词，和原名组成一个复合的名字来称呼。
像化学分子式那样需要绝对精确的教育，在中国还很缺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很难想象，抱着这样的态度，中国第一代的化学家把“没几十个微粒”的东西和有“好几十个微粒”的物体混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抱有精确的态度，甚至会更精确，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目前不重视精确，也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从这个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特性。采用他们提供的数字和数量时，不要被骗，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想过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提供的权威性材料，即冠以“统计数字”的材料必须留心，他们的整体有可能大于部分的总和。
当我们看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后，就会像拿着“不确定大法”的聪明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儿有“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中国人的气质》易于误解
你是一个外国人，当学了不少的汉语，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学汉语是很有天赋的，外国人很难学会。你所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让你倍受打击。于是，你开始更加勤奋、努力地学习。几年后，你可以很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的问题。
你认为自己成功了，但是，当你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从未见过的中国人交谈，你会发现，这次的痛苦不亚于初说汉语时的失落。对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显然，他也不想听懂。他不会跟随着你的思路，也不会去注意你在说什么，他只会不断地打断你：“很抱歉，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就像期待哑巴开口一样，他看着你，带着一种优越感的微笑，像是在对你说：“我们没人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汉语，这不是你的过错，但却是你的不幸。你再怎么学习都是徒劳的，你应该承认自己不行。我们听不懂你说的，不要为难我们了。”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的绅士风度当然是荡然无存，你发火了：“我现在说的话，你能听懂吗？”他还是看着你，摇摇头说：“不，我听不懂你说的。”
外国人讲的汉语中国人听不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听清楚了你所说的话，但是没有注意到你话中的某些细节，没有、至少没有全部弄懂你的意思。譬如说，外国人注意句子的完整、时态的运用等，假如说“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他们会把它放在“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则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种差异给交流带来了阻碍。
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这是外国人在中国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当外国人为所购买的东西付钱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本属于将来完成时态的事情，这时候就变得像“军事急需品”了。
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描述什么事情将要在什么时间发生的时态。外国人说：“将来干完活，你就会挣到钱。”中国人则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挣钱是主要的，当然也不会受“时间关系”的限制。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希望马上干完活马上拿到工钱，这样才有饭吃，如果他没有这个工作的话，他就会连一点吃的也没有。
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尤其要提醒的是，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在通常的情况下，像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重量，一串铜钱的个数等诸如此类的细节，不可能说得太清楚的。但是，如果和营造商、经销商或船东签订合同的时候，对方要做什么事，就要清清楚楚、准确明白地讲好，否则可能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在中国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这太常见了。船夫或车夫受雇时，常常不按雇主的要求行事，甚至会断然拒绝。在这种场合，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像骡子一样固执”，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过头，但车夫的固执可以想见了。
看到过固执的骡子吗？它躺在泥泞中快乐地洗着泥土澡，不管车夫怎么用鞭子抽打它，骡子在不愿起来的情况下，就会视车夫的鞭子如苍蝇挠痒痒一般，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的事。
受雇的车夫固执起来，不但不服从雇主的命令，甚至对雇主警告他要扣掉他的“酒钱”也当没听到。等到了终点要拿工钱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开始为自己在半路上的行为进行辩解，并向雇主道歉。旅行者如果要雇佣船夫、车夫的话，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和他们立下字据，避免因可能的误会带来不愉快。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有言在先”。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为了避免造成误会，你费尽心思地订立了字据，也可能会出现意外。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尽管有许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不管对方是学者还是苦力，他们毫无例外地会在这样的误解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是一种天赋。就像冬天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而不费力。
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类似于中国人的天赋，即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地诚实和公正，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对此会有所觉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天性，对中国人来说是有利的，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
中国人很容易误解某些事的习惯，在186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外交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到现在，这种习惯也没有消失。其实，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有着很多被完全误解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外国人大部分是遵守诺言的，也相信他们办事的公正（尽管有些个人或国家不是这样的）。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即使最顽固的外国人，中国人也有办法对付，“你是这么说的”，“不，我没有这么说”，“但我认为你是这么说的，而且我们都是这么理解的。不要以为我们笨，请付钱吧，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
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争论的实质，中国人明白，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付钱的，事实也如此，百分之九十七的时候是中国人赢。看看下面三个事例，都是由于交流没有成功而产生误解造成的。
在中国居住过的读者，每天都会发现或碰到许多的发生误解的事。比如说，为了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平整的草地，你雇用了一个苦力，让他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只留下正开始生长的草皮。可是，他拿着锄头铲除了所有的绿草，这样的荒地才是他认为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