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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事实，即中国人讲话没有时间、地点变化的标志，这主要是因为汉语中没有时态；同时，他们的思绪也时常含混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你对他们的谈话内容很感兴趣的话，就要像一位居住在边远地区的猎人一样，用斧子在没有路的森林里“开出”一条路来，你可以采取一系列提问的方式，“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个人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呢？”每一个问题，可能都会引来你的中国朋友困惑或恳求的表情，似乎在怀疑你没有大脑。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不断地追问，才能像阿利蒂纳带人们走出迷宫一样，知道事情的真相。
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
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58！”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在面包里为什么不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面包里从来不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就是，不能把别人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件事情告诉B，再转告给C，这是在中国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或者相关的人没有把消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事情已是面目全非。如果把三个环节比作一台机器上的三个齿轮，要想让它们相互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就像一根直棍插入水中，折射出来的样子肯定是扭曲的一样，即使是有相当理解力的人，让他们完全转达一个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还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只要你善于观察就会发现。你看到一个人有了反常行为，问另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得到的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的回答：“是的。”在同一句话里，常常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答案就要看回答者的侧重点在哪方面了。“你在这里住几天了？”“是的，在这儿我已经住了几天了。”
在汉语里，最含混不清的词或许就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说话的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为了表明他说的人是谁，或指向这个人家的方向，或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ta”还常被看作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上法庭作证，对一场斗殴的描述，可能就是这样了：“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打他的话，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一个佣人很是散漫，你质问他：“我刚才叫你，为什么不过来？”他坦率地告诉你：“不为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思维含混的事情，往往令讲究条理的外国人很为难，有时也会为此生气。
厨师做这顿饭的时候，作料用的很多，而下顿饭时，饭菜的味道明显变淡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作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再去买一些呢？”“我没有去买。”这就是他给你的解释。
你花很大的功夫打开保险箱，取钱给某个人结一笔账，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天，什么都聊。过了很久以后，他若无其事地说：“其实，我们还有一笔账没算呢。”“那刚才我拿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那样的话我可以一次付清了。”“话不是这么说，这两笔账没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的。”
再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花了医生大量的时间后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医生耐心地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告诉你：“刚才看的是一种病，现在我要看其他的病！”
《中国人的气质》思绪含混（2）
一般来说，中国人有生了病不及时治疗的习惯，可能因为当时工作忙，或怕花钱，这在我们看来，是很愚蠢的。在他们的思想里，往往认为忍受一时的痛苦比花10个铜钱（约1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要便宜得多。事实上，病人的拖延，常常使不需花多少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他每天都希望病会自动好起来，但恰恰相反，等他去离他家不到半里的外国人的医院治疗的时候，为时已晚，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脖子深度溃疡，每天都要来医院接受治疗。18天后，他告诉医生，他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发现，他的腿上也有一处溃疡，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原来他是想等他的脖子治好后再治腿！
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不由得让人想起查尔斯·里德在一本小说中说过的一句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头脑有毛病——思绪含混！”
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弊端，受教育者很难对一门学科充分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狗是不会自己去追捕狼的，如果看到一只狗在狼后面，即使不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也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谈论某个话题时，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说着说着就跑题了。他们像是对这个话题做一个深入的探讨，但又总是弃它而去，即使说得非常累了，讨论的问题还是没有结论。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悬殊的国家。富有的人和穷苦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成千上万贫困无知的人，就像井底之蛙，头上的天空只是很狭小的一块，头脑自然含混不清。他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去过10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人更好的生活。
人类天生具有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好像已经泯灭了。即使他们知道，在离他们家不到1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他从哪儿来、他是谁、他想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不去管人有几个灵魂，他们只是淳朴地相信，坏人在来世会变成狗和虫，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
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他没听过的、没见过的、也没有概念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连串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不称心如意的。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东西，他立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独自存在的，与心理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
这种人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要想把他们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
《中国人的气质》不紧不慢
“nervous”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从它的用法可以引申出“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的意思，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用来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专业术语。现代的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变得很常见。
当然，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般的西方人，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是那种健康状况良好，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神经不要太紧张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读者。
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是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所不能比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的商人都有一种急切、不安的心态（西方国家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到他的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我们处处透露着这种精神状态。
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必须写点什么；我们搓着双手，好像跃跃欲试去干一番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事物没有被发现；我们还都有种感觉，某件事情正迫切地等着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就这样，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像“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全天候的紧张。
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房间的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等等，都会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每天的生活被我们安排得没有一丝空闲，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人说，银行家只有抱着银行才能安稳地睡觉。可见，股东们获利的时候，也正是银行家痛苦之时。
现在，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即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某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也没有发现“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神经组织和西方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我们。
中国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位置上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他可以像一台自动写字机，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站在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做其他的事，天天如此，没有、不需要有、也没想过要有变化。
中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没有休息、没有运动。如果是在西方，孩子们一定会被逼得发疯。西方的孩子几乎从出生就好动，大一点，还会像猴子一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婴儿，抱在怀里只会静静地躺着，大一点，也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