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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越想到，虽然当年他和万志萍在通信中谈到过一些有意义的话题，但那些话题恐怕对他们本身并不重要。他们通的每封信都在传达着他们相爱的信息，但是他却可能花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篇幅在和她议论一个社会问题，或评价一本小说，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信里充斥着大量不相干的内容。这正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一件有趣的事，他们这时好像也都不觉得自己可能很啰唆和琐碎。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他们之间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也不会知道这其实是有限度的。本来，万志萍还并不关心国事政治，对文学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由于从小擅长朗诵而喜欢一点诗歌。当然，他们的表达是真挚的，用心的，但将此作为读物是不行的。由于缺少深思熟虑，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记得说过什么。世上所有描写初恋的传世读物，如林越了解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后几册他并不喜欢）《情人》等，都是经过几番沉淀和提升的。唉，男女的恋爱，写在书上的，看起来很美，但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旁听一对恋人的交谈，恐怕我们会觉得他们的谈话既烂（啰唆）又无聊吧。
林越和万志萍在热恋中留下的那些信的内容，其实是不值一提的。
的确，他们写那么多信，和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有关。也许他们都没有想到，在林越大学毕业前夕，他们有过那一晚后，直到三年后万志萍毕业，他们之间还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从客观上讲，林越离校后，和万志萍来往不方便，他们也没有地方单独相处。由于万志萍前两年把这事瞒着父母，所以暑假和林越出去旅游也不方便，只在第三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出去过一次，那是跟林越单位一起去庐山。当时林越还有些犹豫，因为万志萍还是在校学生，不知道党校老师对此会作何想法。当然，那几年他们如果刻意要单独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办法，平时白天他们双方家里都没有人，万志萍总有时间可以出来，林越也可以请病假。是啊，他们后来也想啊，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他们经常是在公共场所见面，手拉着手，肩挨着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体的语言都丝丝凝聚在手心里，这也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每次见面后，最后分离的都是他们的手，然后随着他们的手松开，他们的目光延伸得很长很长。
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最少，但是一些平凡的细节却很突出，令人难忘，在对它们的回忆里仿佛永远弥漫着一种热忱、纯净而深挚的气氛。
万志萍大学毕业时，摆在她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市区工作，但这样的话将来和林越就不方便，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林越调入市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种是她主动要求分配到郊区工作。万志萍当时就作了第二种选择。她其实早就有这个准备。这对她来说应该有点困难，但更大的困难来自父母。事实上因为预计到父母尤其是母亲会反对她，万志萍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并准备好了对策。应该说如果万志萍毕业后留在市区的话，她和林越的关系还存在不确定因素，不过在这件事上母亲最终没能阻止她。万志萍以前还从没和母亲发生过这样的冲突。万志萍的母亲是一名检察官，还是区检察院的一个科长，万志萍从小对母亲就有点又敬又怕。万志萍的母亲在生活中也是一个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人。由于万志萍的爸爸在部队工作，万志萍姐弟俩从小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对他们的成长倾注了心血，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成年以后，万志萍自己内心的主张也越来越大。虽然她在母亲面前仍然是个乖女孩，但她也开始在内心保留自己的看法。她上大学后在一年级时就有了男朋友，这对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出格的事，但她这时好像把母亲平常对她的要求全抛在了一边。
的确，在毕业分配问题上，面对母亲意料之中的反对，万志萍表现得毫不犹豫，决心很大，态度坚决。实际上她早就对此作了准备，提早一年就把事情告诉了母亲，而且和盘托出，无所隐瞒。当母亲听到女儿已经谈了两年朋友，关系早就公开，而自己还蒙在鼓里时，她简直不能相信。在此后那一年里，无论母亲对她说什么，责骂她也好，和她讲道理也好，万志萍都很少辩解、顶嘴，但是她在行为上却我行我素，和林越的见面比前两年多了，几乎达到每周一次。万志萍性格中的这一面，沉默、执拗、坚决，是母亲也不太了解的。周末，她还是回家，因为事情已经公开，星期天要出门，她不必再找借口。母亲有时要拦住她不让走，万志萍也不作抗辩，但还是以行动表明态度。实际上，万志萍和许多女孩一样，在上中学时就曾暗想过，将来可不要和父母住在一起。
有时，万志萍星期天要去林越那儿，她会一大早起床，在父母醒来之前就走了。或者她会事先给家里写封信，告知这个周末不回家。
万志萍第一次去西亭后，就发现自己对它的印象很好，感觉新鲜。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区还是座灰蒙蒙的水泥城，而绿野环绕中的西亭城，当时城乡界线模糊，可以说在城中随便往哪个方向走不远，就会踩上田埂，随便登上哪座楼，都能望见田野。一些民居前就是田地、河流，有的街道和村庄相接。而城里也是瓦房居多，老街纵横交错，有一些荒地草木丛生，有的居民院子里也都种上了瓜果蔬菜。据林越说，上中学时他也曾出于好玩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当年的西亭城，好像也就是一座村庄，一座大村庄。这座大村庄在八十年代中叶以后也快速地变成了一座灰蒙蒙的水泥城，但在八十年代初，它给万志萍的印象特别幽静、清新，空气新鲜，阳光明媚。老街的风貌也给万志萍一种新奇感，石桥，古塔，长在石缝里的老石榴树等，这些以前常在水墨画里看见，简直不像是真的。镇上的楼房只有两三处，而且都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建的，式样却比万志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在九十年代初期看到的还好。而且，那些只有四层楼高的“洋房”，全都掩映在又高又大的杉木树、香樟树中，周围有冬青，楼间有花草。林越的家就在其中一处。林越的爸爸是一家五十年代末落户郊区的市属大厂的工程师，他们全家于一九六二年搬迁下来，当时林越还未上学。八十年代后期曾有政策说，当年下放的企事业干部可以要求返回市区，不过林越的父母对此未作考虑，因为他们在郊区住惯了，而且当时郊区住房宽敞。林越家在搬下来前只有一间房，在郊区有两间房，煤卫独用。他们家楼前二三十米外就是田野，站在三楼的阳台上，目光穿过杉树枝能望见两条清粼粼的河流。两间房都向阳，带阳台的叫“小房间”，林越和他姐姐住。
万志萍下来看林越，林越有时还给她借一辆自行车，带她去乡下兜风。不要说乡村常见的牛呀羊啊等对万志萍来说很稀罕，更不要说路边草丛里跳跃的蚱蜢、鸣叫的蟋蟀，是多么吸引她的注意，就是麻雀这种普通的鸟儿，万志萍在市区都还没有见过，而在乡下它们就近在咫尺，对她来说也就像是珍禽异鸟。有时林越带万志萍深入田间，走到村庄边看农民的房子。一次，他们在竹林里，头顶上千万片竹叶在风中齐鸣，百鸟啁啾，而这样的天籁之音，在竹林外却几乎听不见。不过万志萍多数时候并不喜欢乱跑，他们的行动一般离马路不远。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有时在桥上看下面的流水，有时下去坐在河边的草地上。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们就拥抱接吻。这是多么美好啊。
万志萍是学历史的，到郊区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由于她是主动要求从市区下来的，便被分配到最好的西亭一中。学校给了她宿舍，比大学条件好多了，两人一间。和她同室的是一位前年毕业的数学老师，叫吴文琪，她家在下面一个镇上。吴文琪比万志萍大好多岁，已结婚有子，她一般隔天回家。吴文琪不在的晚上，万志萍一个人住一间宿舍，这种感觉还前所未有。万志萍在大学住的寝室最少有六人，在家里，万志萍小时候和弟弟睡一张床，和父母的床同在一屋，成年后弟弟睡到阳台上，她仍和父母合住一屋，夜里家里会拉上两道布幔。上大学后万志萍最高兴的一点就是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虽然大学生宿舍也住好多人。万志萍在高中时就向往寄宿生活，但当时市区中学没有住宿条件。相应的是，在大学开始寄宿生活后，想到毕业后又要和父母合住一间房，万志萍心里就颇不愿意。常有人说过去上海人最不愿意离开上海，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当年其实许多上海孩子心里都有远走高飞的梦想，这和居住状况不无关系。万志萍在可以经常独住一间寝室后，这种对自由的感受，一时似乎比对爱情的感受更突出——或者说丰富了她对爱情的体验。
西亭一中是当地的老牌重点中学，有百年校史。万志萍第一天到学校去报到，吸引她注意的是校园里有数十棵枝干粗大的老香樟树，遮掩着两幢红墙瓦房。这是该校的招牌校景。这两幢房子，前面一幢是教师办公楼，后面一幢是行政楼。教师宿舍楼在校园北侧，万志萍的寝室在二楼。万志萍在住下后，首先就按自己的心意把寝室布置了一番。同室的吴文琪因为有家室，在寝室只是临时住住，对它就不太在意。原来窗上贴着窗纸，万志萍挂上了窗帘。她用大头钉在墙上钉上了自己喜爱的当年的电影明星陈冲、龚雪、张瑜等的剧照。她很高兴有了一张宽大的书桌和自己的书架，可以把以前乱堆乱塞的书整齐地摆出来。对布置、收拾好的寝室万志萍从心里有一种新家的感觉，以后周末她不回家的日子比在大学时多了。万志萍的母亲在女儿态度坚决地离开市区后，也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女儿报到那天还是全家一起送她过来的。那天当地教育局还为这些“教育战线上的新兵”开了一个欢迎会，由于万志萍是从市区下来的，教育局领导还特意请万志萍的父母作为家属代表发言。万志萍的母亲在发言中坦陈了自己对女儿决定到郊区来工作的思想认识过程，最后对女儿的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作为一名国家干部，万志萍母亲的发言境界很高，说服力强。万志萍本人在那个欢迎会上也作了书面发言，她发言的主旨是说青年人应该志在四方，胸怀五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等。
西亭一中实行不严格坐班制，万志萍住宿在学校，这给了她作息方面更多的方便。白天没课时，万志萍更愿意待在寝室里。这时候她通常是一个人，因为吴文琪是数学老师、班主任，白天不上课时也离不开办公室。万志萍每周十二节课，虽然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