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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千个穿着三角裤的家伙。手里拿着一张纸片。在某种类似体育馆的地方，在一个有着兽医做派的军医面前等着，彻底地展露自己的体形。这就是这个例行体检的情况。检查牙齿，检测听力、视力，触检睾丸和其他淋巴结。也许是为了打断一下厌倦，或许只是因为他觉得这很好玩，检查所里的大夫竟然在掂量我们的生殖器官时开一些极其可鄙的玩笑。兵营里的日子就这样进行。
晚上的安排与白天里的活动日程有同样的频率。17点30，晚饭。18点30，电影。21点30，熄灯。在18点时，继续节食，我回到了宿舍，躺在床上看一本不知什么杂志。三四个其他应征青年，也同样宁愿离开食堂，躲到寝室里来。过了几分钟，一个军人，他的脸使人想起岩羊的粗野，闯进了房间，吼道：“通通下去。电影必须看！”
我能够理解淋浴是必须的。完全就像例行体检，或者还有那些测试是必须的一样。但是，看电影也是？
“是什么片子，长官？”宿舍深处一个人问。
“《地下的旋律》，新兵。而且的的确确，这是在地底下发生的！”
我身上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时变得闭门谢客。一种与可测量容积的警报器一样的防卫装置，当有僭越者进入你的私人领地时，它就自动闭锁了。
“我已经看过那个片子，我宁愿呆在这里。”
“我没问你宁愿干什么，我命令你和其他人一块下去。”
“我说了我留在这儿。”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3）
“你在那儿给我们干什么？米歇尔·梅西埃，长着你的小卷毛头，你想安心地手淫，是吧？是吧，你想手淫？”
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动，而且我几乎都不喘气了。
“从那儿下来，该死的鸡奸犯！”
这个军士拥有一套完全闻所未闻的骂人话。在我们争吵的全过程中，他强加给我的辱骂大概是从他长期的海外出征带回来的。
“你以为你在哪儿？这里，嗯？是在修指甲屋？你以为人们要来给你修指甲？杂种。马上给我滚下那婊子的床来，到下面跟其他人集合。”
“不。我不下去。”
“那么，你觉得你是了不起的同性恋，你！该死的喝洗脚水的家伙，我来给你一家伙，让你从这倒霉的楼梯，跳着华尔兹下去！”
他朝我这边跳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下了床垫。
“噢，你不想去看电影，混蛋！”
我使劲儿挣扎力图站起来，但是他用大巴掌猛烈地给我一记重重的耳光，这一下把我打得滚到了楼梯边上。在肚子上踢的一脚则使我喘不过气来。就好像要用脚跟踢开一只草包似的，这个军士把我推向台阶，我以蹩脚的替身演员的方式从那里滚下去，尽我所能保护着我的脸和身体。到了第一段楼梯下，我已经有两颗牙掉了。颧骨和右颊伤口很大，跌撞后的身体给我感觉是被汽车碾过了。
“这下好点儿吧，吃屎的，或许还得我再来帮你滚到最底下？”
我试着自己支撑起来，不是为了反击我的进犯者，不过是为了有一点儿起码的尊严来面对他，可是，我不再有腿，也不再有胳膊，有呼吸。摔碎的两肋使我完全无力，而且我几乎意识不到一小群人在我们周围聚起来了。
我听到什么“奸山羊的家伙”之类，然后我的视线模糊了，凶手的声音显得遥远，软绵绵的，接着我闭上了眼睛，没有估量这个“搞鸡奸的家伙”刚刚给我提供的豪华服务。
我在营房的卫生所里度过那夜，由一个值班医生和一个指派作卫生员的新兵每刻钟轮流一次地监护着。早晨，在无数次的扭曲挣扎之后，我终于得以站立起来，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吓人的陌生面孔，而我就将必须与它为伴度过此后的几个星期。
到了中午前后，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个兵营的上校，房间宽大朝阳，坐落在众多建筑物的高贵区域的顶级。这是一个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对自己的角色和级别很是认真在意的人。一种自得的姿态，皱纹冷漠而轮廓完美的无须脸颊，给予他一种自然的权威，免去了任何粗俗。他以一种平稳的、清脆的嗓音说话，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有点像是把它们断开来说的。
“布利科先生，请您相信，我对昨天晚上发生在我的部门里的事件很难过。您的不守纪律，确信无疑，不能证实这样的过分行为是合理的。我在您的档案材料里看到，您是在米亥伊大学注册的，在图卢兹，是这样吧？”
“没错。”
“我可以问您吗，布利科先生，您对军队体制的看法究竟如何？”
我对他想要把我拖进去的这一领域没有什么想法。他也没有真地期待从我这得到什么。但是，我感觉到我的伤口和他的属下的放纵，在这种情况下，使我得以把握形势，尽管不能完全主宰它。
“对这个问题我没什么要回答的。”
“您看，布利科先生……”
上校似乎有一种习惯，在开始说一句话时，用眼睛直直地盯着你，而接下去则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继续他的话题时，露骨地转身背对着你。微妙地忽略了你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你的存在，他这时看起来是在向一个想像的、在玻璃窗的另一面存在的对话者发话。
“您和我，我们处在一种位置，它授予我们某种行动的自由。所以，也许该聪明一点，不要因采取进攻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毁掉了我们的会见。那么我换一种方式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吧： 一个免除服兵役的身份会对您合适吗？”
现在我猜到了上校让我隐约感觉到的交易场术语的意义： 我不针对他的部下提起诉讼，作为回报，部队则把我从它的名单上划去。
“以什么作交换呢？”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交换。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我的一个部下的品德低劣，今天把您放到了可以使您转而从法律上反抗兵役体制的位置。但是，此类判决的假设——总是相当不确定的——并不能就此免除您的国民兵役。我甚至可以说： 完全相反；在您的应征期范围内，命令肯定会发出的，十二个月的期限，为您提供足够充裕的时间，去发现这一服役期的充分与丰富。当然还有它的严格。某一些岗位是尤其不舒服和严酷的……但是，我将非常理解，根据您的政治的或哲学的观念，您会作出这个勇敢的选择……”
“如果不是呢？”
“那么，应该说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我们可以商定，昨天晚上是为了赶去集合看电影，您滑倒了，而且不幸摔下了楼梯。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保险将会支付您的全部医疗费用，还要根据合同的赔付率给您赔偿。至于部队，到了必要的时候，它也会表现自己的富于同情与慷慨大度，它会把您从国民兵役的名单上一笔勾销。这就是，我们和解的大致模样吧。其性质不如前一种那么有骑士气概，作为补偿，这种解决方式给您带来的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舒服。”
于是就这样，三个小时之后，带着粉红色的但是重新包扎过的伤口，我回到了家里，免除了义务，但是也遭受了一个看起来了解人类的弱点就像了解自己的口袋底儿一样的狡猾上校巧妙的羞辱。如同一切停战和解签约所要求的规矩一样，上校和我，我们重新聚首在一个军官餐厅里，以便一起在各自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在我这方面，是一个不那么光彩的事故声明。他那方面，则是一个同样有效的兵役豁免证书，“在战争时期，当冲突发生期间，您将会被指派尽非军人的国民义务”。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4）
在3月份，在马克维克事件中被提起诉讼，乔治·蓬皮杜在三个月后，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从十一年的兵营中走了出来，法兰西于是准备好被当作一个烟草店来经营了。但是，并不是这位总理——而且他还是波尔多人——他将在其中改变什么。夏邦代尔马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使人厌烦的网球运动员，他受过训练能把飞来的球打回去（推卸责任）以便造成错觉，而且尽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不管怎样，他没有一个敏锐的政治家应该有的精神高度或敏感，去思索这些言论的中肯，这是一个黑人劳工在1956年，已经在“非洲风貌”栏目中向他的白人老板说的：“当我们最初看到你们的卡车，你们的飞机，我们相信你们一定是天神；而在一些年之后，我们已学会了驾驶你们的卡车，很快我们也将要学习驾驶你们的飞机，于是我们明白了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制造卡车和飞机，就是赚钱。我们呢，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利用它们。现在，你们就是我们的铁匠。”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进行的。我们花费自己的青春去打造它们，然后为了毫无价值的薪水出让了它们，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处于驾驶我们内心的卡车和飞机的地位。而那些相信现实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夏邦分子或一些有真福的人，反正这差不多是一回事。
在1969年的春末，我的表兄让死于车祸，在安瓦里拉山口蜿蜒曲折的路上，在安道尔，他和女友一起到那儿去过周末。在撞击发生的时刻，女友被弹出了车体，而他，则实实在在地被那微型奥斯汀车的薄钢板切成了两段。保险公司和治安警察局的诸多报告没能确定事故的原因，最初的一个报告归罪于速度，而在专家的另一份报告中的结论，则是制动系统失灵。
我父母为这次死亡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它的突如其来，使他们回忆起他们自己的孩子的骤然失去。苏珊，我的姑母，表现得还是她自己的老样子，以那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自持于忧伤之外的人物所特有的冷淡和小心翼翼的距离，操办了葬礼、通报丧事和答谢的应酬。于贝尔，他则被这个他或许从未理解、但却深深爱着的儿子的死击垮了。与他的妻子相反，这一失去使他恢复了部分的人性。他和我父亲走得更近了起来，而且把他强烈的憎恨、他的过时观念与他的怀旧的信仰彻底地留给了过去。
在1969年5月初，我遇到了一个比我略为大一些的姑娘，身材结实得足以活几个世纪，而且要让男人永恒地梦想。玛丽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女人十分不同。那会儿的时尚青睐苗条、中等身材和小的乳房，而她，一切都是浑圆丰满的，她的乳房十分可观，但与她一米八的身高——这在当时那些年，简直构成了一种残疾——比例协调，唤醒了男人们身上这些经久沉睡的荷尔蒙淤泥。当我靠在玛丽的臂弯里进入一个咖啡店时，就会有一种按着一辆红色法拉利的喇叭开进了这间屋子的感觉。这令人难堪极了。但在另一方面，则可以证实有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面对她，男人们都是挺老实的。她看你的方式就像在大声说出对美国人如此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