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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赞成武则天如郭沫若，还是贬斥她如陈寅恪，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开文辞进士科，的确一举摧毁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一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因为出了武则天这个媳妇而崩溃，竟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贵族集团。武则天之后，进士科举却被延续下来，修修补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国基石。这个意义上，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划定了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将自己塑造成了卢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与胆略，结束了惊心动魄、金戈铁马的中古时代。因此，对波澜壮阔之中古时代而言，武则天真所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从图）
武则天之后，佛教也逐渐结束了它在华夏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并日益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这里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逐步丧失了其内含的平等诉求和革命精神有关。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侣集团，其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准军事性的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尽管它的确抱有“众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确也在中古时代为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统治力量——皇权、士族门阀贵族、外族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博弈达到均衡，制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权力均衡，却仅仅是统治阶级互相之间的权力均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样，佛教倡导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侣集团当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将权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扩展到统治阶级和重大利益集团之外的芸芸众生身上去。
事实上，每当“红旗卷起农奴戟”，奴隶们打算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平等社会的时候，宗教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宗教里所崇奉的“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告诫芸芸众生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欧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张残酷镇压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最热烈吹鼓手一样，佛教的僧侣集团一如既往地宣扬着“皇权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无论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都宁愿忍受统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许暴民揭竿而起。从僧侣阶级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贵族集团。对他们而言，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人民则是无声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诩门第高贵纯正的余英时教授，就难免将魏晋时代高门士族结局的挽歌，唱成了高歌猛进的进行曲：“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尔！”但如此描述一个士族门阀崩溃的时代，却不仅仅是田余庆先生所谓“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叹，到一捶而鼓破。因为这些知识者皓首穷经所探求的，无非是历史上的各路统治阶级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与和谐；所谓“天理”也无非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击鼓传花，仿佛只要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权力的均衡和妥协，则会从此天下太平。此王国维所谓以“天命”代替“革命”说之由来——“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对他们来说，一个对人民群众来说最好的制度，无非就是统治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均衡分配的制度：“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他们所谓博大精深的研究，无不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各路精英阶层、统治集团——从皇权、士族、僧侣，到士大夫、军人集团，无不一一爬梳。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们分赃不均打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而只要谈好如何分赃了，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只有在统治精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奴隶造反的幽灵时，他们才会内部“不争”，一致对外。对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天理”无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之道”，正义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小民一边。甚至包括陈寅恪、王国维在内的大师们，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万世太平之道”，说穿了，其实无不着力于此，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遗世独立，说白了，往往就是昔日高门士族地主阶级历史的幻化罢了。
（王国维像，王国维遗书）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在过去的旧文化舞台上，人民却难成主角，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一直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必须颠倒回来。从三皇五帝到现代，也许只有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方才透过“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斑斑点点的历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统治集团之外，有一个无声的力量不断反抗，壮志未酬，而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数千年来，这个力量却在浩荡的历史叙述中鸦雀无声，隐而不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精英和士大夫关怀的那些空虚缥缈的纲纪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于是，静夜读史，他发出了如此千古浩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蹶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访尽了名山古刹，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发现了漫长中国历史中隐而不彰的亿万农民阶级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根本契机。也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支持下，创造新的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方才有了可能。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社会，不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均衡、和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社会财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最广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1936年，在陕北寒冷的窑洞里，面对一位叫做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的西方智者，毛泽东说：“我的母亲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经常舍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我的父亲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彻夜未眠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此间大音梵声，复有几人能解？
（主席诗词手稿）
2002年，有一位叫雅克·德里达的西方哲人，在拜谒了毛主席纪念堂后，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画像前留影。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照相机却突然“休克”。而哲人悟顿，说：毛主席太了不起了，他对一切“表象”都是彻底否定的！
“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
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
“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与金庸狭路相逢
与金庸狭路相逢
——《笑书神侠》自序
社会上和学术界的许多朋友师长，都谬推我为金庸研究专家。有些喜欢辱骂金庸和金庸研究的风流老先生也把误导青年的帽子往我头上戴。其实我关于金庸的文章写了不少，讲演访谈也做了不少，但直到2005年之前，并没有出版过金庸研究专著。我是个什么都研究、什么也都不研究的人。我推崇我家老祖宗的名言：“君子不器”。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应是：“无所不为，一事无成。”不过为了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一个有良心的人总该研究点什么。我学无所长，只好研究“文化”。在文化里，我重点研究文学；在文学里，我重点研究小说和戏剧；近年来附庸风雅，重点研究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里，曾经用心研究过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早早地埋伏在武侠小说里等待我这个假面伯乐，于是我们就狭路相逢，悲惨遭遇了。
我开始读金庸比较晚，那已经是建国35周年之后，80年代后期，我刚当上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官倒腐败方兴未艾，社会风气日益崩坏，雷锋精神受到质疑，救助落水儿童要先给报酬，光天化日之下，广大市民踊跃围观流氓歹徒轮奸妇女的年头了。我那时对什么“武侠小说”是不屑一顾的。俺自幼受到高雅的正统文学教育，批林批孔时就读《论语》《孟子》《韩非子》，评《水浒》时就读《水浒》《三国》《红楼梦》，批邓小平时就读鲁迅茅盾高尔基，批“四人帮”时就读王蒙张洁刘心武，后来上了北大，更是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海德格尔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好色一代男……整天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塞，只觉得天下的山珍海味已尽入腹中，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渐渐地，看穿了各种文学伎俩，炼就一副铁石心肠，任你情天恨海，五雷轰顶，俺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许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朋友都走过这么一段“人性丧尽”的歧路，试问，在那饱读了古今经典、中外名著的时候，还有什么文学，还有什么作家，能够感动我们这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学狂徒吗？
就在这时，我发现周围同学不仅仅迷恋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艾略特里尔克波伏娃，他们中颇有些人神气活现地谈论什么三毛琼瑶席慕容和金庸古龙梁羽生。作为一名优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