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只要其人民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这些政府就不应遭到惩罚。只有像北朝鲜和缅甸这样让其人民痛苦几十年的国家才应加以抨击和反对。
原则之四：建立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
对于一个西方人权活动家来说，应该适度地对非西方社会提出人权要求的主张几乎与一个妇女有些怀孕的看法一样荒谬。在心理态度方面，这样的行动家与过去的宗教改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要求彻底的转型，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这样的狂热者可以带来大规模的破坏。遗憾的是，自从他们占据了西方社会的道德“高地”后，政府或媒体都不敢向这些说教者发起公开挑战。但是，这些人权活动家的一些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同性恋权利活动家招摇于大街之上，许多亚洲社会感到震惊。如果举行全民公决，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压倒性地同意支持死刑和扫黄。
但是，无论亚洲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人。他们能够建立并遵守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比如，不应存在严刑拷打、奴隶制、任意杀戮、夜半之时取人性命、射杀无辜的示威者、未加谨慎审判的监禁等等。应该提倡这些权利不是因为道德的原因。还有合理的功能性原因。精英发生争执、在他们进行和平示威时将其射杀的社会，比如缅甸，将会引起动乱。大多数亚洲社会不希望处于缅甸现在这样自乱阵脚的境地。
第二部第9节 让自由新闻自由飞翔
最后，在新闻自由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我认为总体上的西方和局部上的美国都不应该在全球充当自称的新闻自由卫道士的角色。如果每个社会决定进行新闻自由，就让他们自己判断这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其发展。
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美国人，他对自由新闻的优点提出了疑问。即使那些轻视大多数西方记者、将其视为垃圾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同他的看法。新闻自由的价值被看作是绝对的，不可挑战的。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他们相信新闻自由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将这个概念塞满并不迷恋它的社会的咽喉。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尔文定理将决定，具有自由新闻的社会是否会胜过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迄今为止，20世纪的记录显示拥有《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样自由媒体的社会要胜过拥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会。这种动人的标志将继续下去。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将会演进到能够彻底实施新闻自由的社会政治体制，在社会间的达尔文竞争法则的影响下，他们相信和希望他们将加入到胜者一方。
但是，还是让这些社会自行决断吧。不必担心对美国媒体的优点依然无知。全球在收缩。随着卫星天线在印尼、印度乡村的扩散，天空同样在收缩。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覆盖范围遍布全球。实际上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国际先驱论坛》和《华尔街月报》。让这些刊物的优点自行体现吧。美国媒体不应求助于美国行政当局或国会的强大力量以出售其媒体的优点。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共处。如果美国人坚信其人权和新闻自由制度可能是全球最理想的制度，那么就让这些制度的优点为自己辩护吧。在观念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具有优点，那么这个观念就会自由飞翔。反之亦然。现在，为了做出自己的抉择，大多数亚洲人充分了解了这些制度。就让他们安详地选择吧。
波尔布特：道德正确性的悖论
这是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奇怪之处：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在20世纪产生了一个堪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肩的恶魔。当越南军队在1978年12月将波尔布特赶下台时，世界在欢呼。但是，当越军决定以侵略和占领军的身份赖着不走时，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困境：是否与波尔布特合作，需要谁的帮助以消除越南的占领。大多数柬埔寨和东南亚的人民选择了与波尔布特合作，其理由与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反对希特勒的理由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西方媒体谴责了这样的合作。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流行的道德正确姿态带来的自相矛盾的严重后果。意味深长的是，当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波斯尼亚和车臣这样的地方直接应付道德复杂性的局面时，这样的道德正确性就消失殆尽了。此外，我对西方领导人不敢陈述本文的观点感到惊讶。
2000年夏，我有机会在时隔26年后访问柬埔寨。这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多年战争留下的创伤依旧。但是，重返柬埔寨期间可能是这个国家在30年里最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在经历如此之多的恐怖之后，看到这么多的普通百姓在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园，真是让人感动不已。
柬埔寨的经历已经没有美妙的故事结尾。云升获得了该国的统治权，随后在1997年中期又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柬埔寨并没有推行民主制度的计划。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推到审判席这个难题继续折磨着柬埔寨。柬埔寨的许多方面遭到了批评，但是对大多数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国家2000年并不完美的状况可能是最理想的状况。
所有这些并不会让西方的人权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们要解决柬埔寨旧有的问题，并要求这个国家有彻底的变化。在理想的世界里，这或许可行。但是在30年战争和恐怖的背景下，柬埔寨现在不理想的状况简直就是田园诗。不与红色高棉合作以解放柬埔寨的危险的旧有悖论已经被新的悖论所取代：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已经改善了众多柬埔寨人民生活的有缺点的解决方案构成了威胁。
2000年初，人道主义干预是已经成为时髦的术语。但是，索马里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示了当国内四分五裂时，外部力量不可能重建一个社会。柬埔寨正在经历脆弱的重建阶段。只有柬埔寨人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任何外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当温斯顿·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时，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重大利益，因此他的所为是可以原谅的。30年后，西方拒绝与波尔布特合作反对越南人，其原因是没有至关重要的西方利益被调用为使如丘吉尔对斯大林的那种灵活关系正当化。在波尔布特的例子上，“他们不应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会谈”的规则得到严格执行，西方因此谴责任何与波尔布特或者其红色高棉下属的直接接触。柬埔寨人民的悲剧是：在其自身的重大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西方运用这些规则是不会思考柬埔寨的重大利益是否至关重要，或者如果西方愿意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修正其规则，柬埔寨的苦难是否已经得到缓解。
在柬埔寨问题上，这种态度已经给西方（西欧和北美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困难。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形成现实主义解决方案（现实主义解决方案必然包括红色高棉）的尝试，由于其媒体和议会支持排除红色高棉的道德至上政策而遭到批判。好奇的是，这些道德追求同样反对西方任何对红色高棉的军事介入，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这就不禁让人询问：如果你不能消灭他，又不接纳他们，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和平协议？没有和平协议，你又如何才能终止柬埔寨人民的苦难，并确保其未来的独立国家地位？
阮基石
就像我们现在接触苏联的档案文件一样，某天同样接触越南档案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证明：越南领导人，尤其阮基石这个有才干的战术家能够充分利用西方的这些看法。在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上，他的确这么干了。只要越南强硬领导人掌权，巴黎会议能否已经成功是令人怀疑的。但是，阮基石选择了一个破坏会议的巧妙战术，而西方发现这个战术是很难挑战的：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谴责红色高棉的政策与行为。因为红色高棉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样的推论确保了会议的失败，而越南依然可以继续控制柬埔寨。
第二部第10节 西方大众舆论的作用
这或许是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大众舆论没有认识到其反对红色高棉的道德战被其他人的非道德目的所利用？西方许多人准备接受越南人为抵制红色高棉的回归提供了防波堤的主张，这同样令人惊诧。实际上，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越南军事干预柬埔寨为波尔布特获取金边的权力铺平了道路。这是可以加以证明的。是北越军队大批屠杀了朗诺的政府军，并为年轻且相对缺乏经验的红色高棉接管柬埔寨打下了基础。越南人一直在称赞波尔布特的统治，直到他们入侵的那一刻为止。当越南人推翻波尔布特政权时
，他们将前红色高棉干部安置在波尔布特的职位上。
无论波尔布特还是红色高棉应该得到所有的耻辱。这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审判。越南人因为废黜波尔布特而帮了柬埔寨人民一个大忙。这是真实的。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建立印度支那霸权的长远野心，这同样是真实的。许多柬埔寨人整个80年代都同意，柬埔寨面临了独立国家消亡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情愿地接受了波尔布特的观点，那就是：没有红色高棉，在19世纪越南扩张主义面前几乎消失的柬埔寨民族在20世纪同样的威胁面前就不会生存。波尔布特已经老练地利用柬埔寨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但是他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许多人不易感受柬埔寨历史，他强调西方仅仅承认越南扶植下的云升政权。在许多柬埔寨人看来，接受越南的占领就意味着柬埔寨民族的消亡。这就是为什么大量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与波尔布特合作的根本原因。
总之，这些柬埔寨人与波尔布特合作的原因就是丘吉尔与斯大林合作的原因——为了民族生存而与“杀手”合作。但是，所有与波尔布特合作的人后来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其中包括西哈努克亲王（但没有云升）。很少有人思考越南占领之下柬埔寨人是否有合理的恐惧感，柬埔寨民族是否会消失，以及柬埔寨人民是否遭受库尔德人一样的命运这样的问题。这是发生于柬埔寨少数民族鞑靼的事情，在几个世纪前，越南扩张主义使这个民族背井离乡，进入柬埔寨。柬埔寨人不想面临同样的命运。
从柬埔寨人的观点看，西方反对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的凶猛运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这显示了西方对柬埔寨人命运的强烈关注。参加这场斗争的人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在西方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将红色高棉消灭的强烈动机方面（但是没有任何公开的西方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看到这场斗争已经被柬埔寨人看作是同样或更具长远危险的人利用了：越南人。许多新闻社评对柬埔寨人的潜在看法是：“我们知道云升并不好，但是因为他是最适用的人选，因此就是他了”。一个柬埔寨人的反应可能是公正的：任何西方社会接受这样可能致命的殖民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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