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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些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西方官员在应对红色高棉时严格公正，这在感情上是困难的。抵制他们、或者在金边政府攻击红色高棉时保持沉默的诱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没有比认为协定没有得到公正执行更能危及和平协定的事情了。人们一直认为，能够医治红色高棉创伤并确保其最终从柬埔寨舞台上消失的最好毒药是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公开、公平和有效的贯彻执行。当柬埔寨所有的武装力量被解散和重组时，当金边公民觉得他们不担心掉脑袋，可以自由地讲话（当他们现在这样做时，金边政府派遣的暴徒就会有事可干了），那么一种新的政治氛围将出现在柬埔寨舞台上。在这种新的政治氛围下，柬埔寨社会将与全球趋势相协调，抵制无论是波尔布特还是云升类型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到那个时候，现在柬埔寨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政治力量是共产党集团这种反常状况就会扭转。
第二部第13节 结 论
整个1992和1993年，柬埔寨人民迫切地希望和祈祷危机四伏的联合国和平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并将其从20余年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成功地执行和平协定。如果失败，就剥夺了柬埔寨人摆脱几十年苦难的最后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在波尔布特健在且对柬埔寨人民影响甚微之时，西方要发起针对波尔布特的凶猛斗争，将这个人丑化为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
样的最大历史恶棍？即便在西方的观念中这是20世纪悲剧最强烈的信号之一，即便在西方主导全球时，为什么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如此之久的时间？当西方公民和媒体对柬埔寨悲剧如此焦虑之时，为什么西方政府如此困难地援助联合国和平行动？更让人惊奇的是，在西方刚刚宣布战胜共产主义的历史时刻，两个资金充足的柬埔寨政治力量依然是共产党：红色高棉通过开发拜林的钻石矿产，在金边的云升政府通过腐败的方式而筹措金钱。为什么两大非共产党政党在西方筹措必要的经费如此困难？根本不关注这些斗争的后果而支持拥护，其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再次引用一下马克斯·韦伯《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中的一段话，“如果……在信念的战争中首先追求终极目的的纯粹伦理，然后追求根本利益，那么这些目标可能会遭到破坏，并很难取信于人，其理由是缺乏承担后果的责任，演员对进入舞台的魔鬼一无所知。”
或许西方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停止其为柬埔寨人民寻找道德上纯粹的解决方案，而集中精力确保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有效和全面的执行。当西方这样做时，柬埔寨就能从20世纪的悲剧象征很好地转向希望的象征，西方的道德良心也能得到充分的安慰。
第三部第1节 非西方世界能教给西方世界什么？
1993年的夏天，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西方知识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对其加以公开谴责和否定；另一方面这篇论文激起的辩论恰恰说明亨廷顿的观点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当《外交事务》邀我写一篇公开评论时，我认为有必要再阐述一下以下这个事实，即尽管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实际上外部世界更有理由担心来自西方的威胁。当然，如果今天让我再重写一次这篇评论，我会基于后知后觉删去其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
我是在1993年写这篇文章的。那时，美国经济还没有起飞，而亚洲经济欣欣向荣。这个背景解释了我文章中的自信基调。
7年之后，亚洲经济处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欧元也不景气。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在继续打破各项记录。这番景象是我在1993年时不曾预见到的。
但难道这意味着我在文章中给出的那些长远问题的答案因此改变了吗？恐怕还没有人能对以下这个问题做出实实在在的肯定回答吧！即西方世界是不是已经具备了适应亨廷顿所阐述的“文明相对力量变化”的能力？
我的文章强调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即从培养一种可行的长期战略以应对实力相对变化的角度讲，没有谁能比西方世界从中获利更多。虽然西方世界时不时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如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主要战略家尝试制定一套全球策略来应对变化后的新世界格局。这一直是西方战略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我的文章就旨在指出一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对西方会像过去四五个世纪一样继续主导21世纪的自信正让位于一种不祥的预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出现，东亚的崛起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种被围困的情结由此产生。在这些麻烦的包围下，萨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注定会在西方人中引起共鸣。因此，当很多西方人得知外界对西方世界（特别是一个受伤的西方世界）的恐惧比西方世界对外界的恐惧更大时，他们感到很惊讶。
亨廷顿是对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当世界历史的构造像今天一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生改变时，每个人对这些改变的看法就受各自立场的影响了。这篇评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醒西方观众关注非西方世界的观点。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西方世界的退却。目前还没有什么能替代西方世界的领导，特别是美国的领导。美国突然取消对中东或太平洋盟国的支持，有可能会引发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大规模动荡（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西方的退却可以和西方的统治一样危害不浅。
从任何历史角度看，现今的西方主导时代（特别是在美国领导下）都一直发挥着良性作用。人们不愿想像，如果是纳粹德国或斯大林式的苏联在所谓的20世纪“西方内战”中获胜，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矛盾的是，西方主导的良性本质同时也可能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决策者，因为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里成长起来，因此想像不到他们的言行会导致罪恶而不是益处。西方媒体加剧了这种盲目。大多数西方记者带着西方人的假设去观察其他国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在他人眼中不是仁慈的化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不是解决之道。在全球同时传送同一画面会激起敌对意见。当巡航导弹袭击巴格达时，西方人鼓起了掌。但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无论怎么说都充满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西方世界会毫不迟疑地“惩罚”非白种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但不会把矛头对准白种的塞尔维亚人。
第三部第2节 亚洲游牧民族
亨廷顿谈到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威胁。自从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人也开始患上欧洲人关于伊斯兰主义的妄想症，把伊斯兰主义看成是徘徊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黑暗势力。当我们想到穆斯林们每天都被提醒着自己的弱点而西方世界却越来越害怕伊斯兰主义时，我们就会觉得西方世界的恐惧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亨廷顿说：“伊斯兰主义的边境是血腥的。”但是在一切穆斯林和亲西方势力的冲突中，穆斯林（不管是阿塞拜疆的、巴勒斯坦的、伊拉克的，还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都是失败的一方，而且败得很惨。伊斯兰世
界是如此的不统一以至于它无法联合成一股力量。
奇怪的是，尽管有对伊斯兰世界的毫无理由的恐惧，西方世界看起来却几乎是故意朝着一条旨在激怒伊斯兰世界的道路前进。西方世界反对缅甸、秘鲁或者尼日利亚的集权政体，但容忍阿尔及利亚的集权政体。这种双重标准是有害的。波斯尼亚的集体仇杀制造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强大的欧洲国家在面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种族屠杀时却无所作为。这揭掉了西方世界道德权威的伪装（这种伪装是西方在近代发挥良性作用留下的遗产）。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相信，一旦穆斯林的炮弹落在萨拉热窝或者斯雷布雷尼察的基督教徒身上时，西方世界会保持同样的沉默。
很少有西方人了解，他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加剧了生活在伊斯兰和儒教文明下的20多亿人中的骚乱。令西方人心生恐惧的两个亚洲游牧民族形象——穆斯林和蒙古人（这两股力量确实在过去入侵过欧洲）仍储存在亨廷顿的记忆中，但亨廷顿假定另一种儒教和穆斯林反西方联盟的存在。事实上，美国出售军火给沙特阿拉伯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同理，中国卖军火给伊朗也不说明这两种文明之间存在联合。两者都只是机会主义的举动，并不建立在天然感情相通或文明联盟的基础上。所以暗示儒教和伊斯兰之间存在联合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模糊了这两种力量所构成的挑战之间截然不同的本质。伊斯兰世界要实现现代化还困难重重，直到那时它才有能力在西方世界制造不安。而东亚包括中国正准备和西方并驾齐驱。事实很简单，东亚和东南亚与西方相处得更和睦。
缺乏与伊斯兰主义或中国灵活相处的战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一个致命伤，即它无法适应文明相对力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存在是亨廷顿在书中极力证明的。如果把他文章中的两个关键句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解释问题的本质。第一句话是：“从文明政治的角度看，那些曾经被西方殖民主义被动地卷入历史的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如今已经和西方一起参与推动和改变历史了。”第二句话是：“实际上，西方正在运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主导世界，以继续维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推行西方政治和经济上的价值观。”这两种心态的结合是灾难产生的原因。
简单的算术就能证明西方人的荒谬。西方世界有8亿人口，而非西方世界则拥有47亿人口。如果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西方社会会接受15％的人为85％的人立法。但是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人就想这么做。
悲惨的是，当第三世界能帮助西方彻底摆脱经济不景气时，西方却背弃了第三世界。1992年，发展中国家美元输出量的增加幅度比北美、欧盟和日本加在一起都要大。美国出口增长的2/3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世界不但没有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鼓动这种全球性的增长，反而打击了这种发展趋势。它试图构建而不是拆除壁垒。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试图为这种行为辩护，他在华盛顿直率地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因为那些国家会利用他们的低成本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