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下降了将近一半，2002年继续下降了大概30％左右，2003年世界的FDI也有所下降，不过下降的幅度明显的缩小。而恰恰这两年，我们吸收外资是在上升的。 而且，我们吸收外资主要是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占了90％~95％左右的水平，世界恰恰相反是并购投资占主导，高的时候是86％，低的时候也有70％左右。另一个特点就是，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中的FDI投资，平均占到60％~70％左右。 石小敏：外来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以及比例构成，有中国的特殊原因，除了入世的影响，“假洋鬼子”的比重好像也不小。 赵晋平：中国的外商投资，1990年代初与以前出口导向截然不同的特点就在于，以中国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在明显上升。目前由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更多是以独资的方式，其中可能存在中国企业迂回投资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投资来源的结构分析中得出结论。在我国吸引外资来源上，来自维京群岛等地的自由港投资占的比重在急剧上升，已经占到13％~14％，超过来自美国、欧盟、日本的投资。而以前来自这一块儿的投资，充其量只占第五位、第六位的水平，但是在2002年它占到了第二位，这也是最说不清的一块儿。 自由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往往通过零税收等非常优惠的条件吸收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当地注册。按照我们的分析，在那里注册的企业，可能有一部分是从国内出去的，然后再进入国内来投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外商的身份，所有制结构、享受的政策都不一样了，但是，对于国内而言，在税收、就业和金融服务方面，都是一种损失，部分国有资本也通过这种形式流失掉了。当然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通过在合适的地区进行布局增加收益，是一种正常行为，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其中存在的部分国有资产流失现象。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外资崇拜”迷思（2）
内外资“不平等的起源”
《21世纪》：国内企业的迂回战术一定程度上源于内外资企业的国内政策待遇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起源在哪里呢？
赵晋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为什么这样做呢？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毕竟已经落后于世界几十年，我们打开大门以后，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不单纯是提高我们本身的国民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还希望能够“赶超”其他国家。从当时国内的一些生产要素看，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本实力，都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就是希望通过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的单一结构，国外投资者所希望得到的更适合于国际规范的投资环境是不具备的，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特别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逐步形成，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各种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1990年代以来，中国也在不断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21世纪》：大量引进外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谓“双缺口理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短缺。但是，现在回首整个过程，对吸引外资业绩也存在很多质疑，比如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
路 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引进外资确实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资企业技术“溢出”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中国汽车合资20年，一款车也开发不出来，反而是最近这些年兴起的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了一些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备受打击。
《21世纪》：资金短缺情况从1994年以后已经发生转变，到2003年底银行存款大于贷款49059亿元人民币，是前十年的729倍，外资优惠政策的这一个理由也应改变。
赵晋平：但是，并不能因此说我们就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问题。因为持有资金的主体不同，它的机制就不同，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运作方式就不一样。比如将资金交给民营经济掌握，产生的效率远比国有经济主体产生的效率高得多。
石小敏：我们每年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也只有靠这样的循环，才能保证总的效益高一点，如果我们政府自己投资，反而不一定达到这样的收益，这说明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赵晋平：我国吸收外资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体经济的基础和实力，而不是为了吸引外资而吸引外资。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也希望能够在国内的环境下，有更多的相关企业能够与之配套，这是降低经营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经历过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对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还在逐步地提高，只不过它提高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1990年代初，进料加工方面，每出口一美元就需要进口087美元的零部件，在国内实现的价值只有013美元。但最近几年的进料加工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根据2002年的进料加工计算，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进口是064美元，有了一个036美元的空间。客观上讲，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因为外资进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然后当地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大量的外资进来，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
外资优惠政策反思
《21世纪》：在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今日，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得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认可和政策支持，在处理外资与民营这两种非公经济的待遇上，需要进行整体的政策反思。
石小敏：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我们的政策不到位，有多种多样的限制，导致延长产业链条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
路 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技术进步形式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主体变成了竞争性的主体。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最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石小敏：像海尔张瑞敏说“与狼共舞”，舞上十年，谁是狼就不一定了。但是从整体上看，现在尤其是外资已经开始进入的服务业领域，我们对国内的民营企业仍然在采取非常不合理的抑制态势。相比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显得更加急迫。
我国过去一方面用各种优惠政策来面对外资，另一方面，又用更多的成本，更多的代价去保护国有经济。国内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歧视的副作用也在加大。
赵晋平：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民营经济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占到了18％左右，接近1／5。但是，流向这一块儿的资金流量占的比重充其量不会超过3％，这就说明我们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方面，最具有市场活力的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要素投入，恰恰是由于体制的障碍所造成的。
石小敏：我国还没有在足够多的环节向内资开放，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就难以形成，造成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也很有限，一个制造业可以有三个服务业这样的格局在国内很多地方难以形成。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好的民营企业往往需要借助国外的资本渠道、销售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展自己，依托国内的渠道就会出问题。这跟对内资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充分有很大关系。
我们真正的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跟跨国公司贴身搏斗了，可是企业背后的国内法律、服务支撑体系太差，这种体系与跨国公司后方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可同日而语。
赵晋平：在目前多元化的体制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给外商投资企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政策和环境，是否更多的达成企业的公平竞争。
到目前为止，外商投资企业所要支付的制度性的成本，客观上来讲还是存在的。我们国内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人脉优势，某种程度上，保留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吸收外资，增加新的资本要素这一点上，还是必要的。
我认为，鼓励民营经济，除了要求与外资企业同等待遇，更重要的是放开更多的准入限制领域，尤其是放开配套环境的发展，包括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能够通过我们自身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形成的话，这种产业聚集的效果，或者是产业链条延长的效果，将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比较明确的，要延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聚集效应，但是我国很多局部的政策恰恰是和这一目标相悖的。比如说关于加工贸易管理和出口退税等政策，为了达到出口的目的，进口原材料完全可以保税进行，没有增值税增加成本，但是如果在国内采购再出口的话，恰恰不能做到完全退税，反而加大了出口成本。本来上下游两家企业，有产销供应关系，就为了得到这种政策上的优惠，上游企业就不得不把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国外转一圈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香港有大量的“一日游贸易”，实际上是深圳加工出的产品，必须拉到香港去转一天，再回来交给下游企业，这个过程无形中加大了成本，但讽刺的是，企业却由于这个过程，减少了更多的政策成本。
第二部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外资崇拜”迷思（3）
内外资政策全面转向 《21世纪》：在内外资的待遇问题上，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调整的取向如何呢？ 赵晋平：如果对1990年代的情况做一个回顾，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这样一些政策调整过快，或者是力度过大，导致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最后甚至影响到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增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重新去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其中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我觉得我国应该努力去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和内资的政策应该一致起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的，不是说把外资的优惠政策拉下来，而是应该把内资的政策拉上去。 石小敏：类似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大概1994年至1995年针对“特区要不要特”的问题，有过一场讨论。当时国内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把特区的政策跟内地拉平。但最后的实际结果又怎么样呢？内地向沿海看齐！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突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晋平：现在工业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