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埋在土里，而且埋得并不深，是否日后用时再挖出来。
崔支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大家在一起商量出个办法，将四只木箱里的东西全运到城里，目前已是县级市，发展得挺繁华的。在市里找一家保安公司暂为保管，北京的朋友先回去准备钱，待我找寻到九九的两个孩子，我会从法律方面义务地帮他们处理完这笔财产，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决定，为他们把一切手续办好，也算我有个机会为九九做点事情，以慰她在天之灵。
崔支书立即叫来四位年轻男社员，让他们晚上就睡在那间放箱子的屋里，打地铺，门边睡两个，箱子旁边睡两个。郭老师睡前院屋里，半夜起来四处查看一下，尽管院墙够高无人能攀爬得上，但也要防止有人架梯子上来呀！ 崔支书安排完就回家取强光手提电池灯，说今天夜里他不准备睡觉了，就在宅墙外巡逻防守。
北京来的两位朋友，那夜也睡在大宅的书房炕上。这么多人留在那里，我就放心地离开，回家做着计划如何找到当年把九九的孩子送走的那几位媳妇。三十多年了，这些人应该还健在吧。
第二天清晨，崔支书便叫村里的面包车开来，把四只木箱小心翼翼地抬上车。我请崔支书也上车，办理保管手续时需要他在托管合同上签字。
我们四人一同进城，很顺利地找到市里最大的一家保安公司，不到一小时就办完了交接手续。北京的两位朋友就从那里搭车去机场，我和崔支书随面包车回村，还要找寻知道九九儿女下落的那个媳妇，打听出这两个孩子的住处。．由于知情者我姥娘刚去世，当年接生那几个媳妇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崔支书说这好办，他发动自己的丈母娘、老婆、小姨子挨家挨户去谈，还真的找到了其中两位，已有两人作古。她们提供了四川成都市的万星小时候的照片和一封寄自芳邻路的信。由于信封经过了好多年随意的存放，芳邻路多少多少号被磨损掉，看不清楚。
九九所生儿子被送给二十里外王庄的一个木匠，这家人与村里一个媳妇是亲戚。崔支书带我找到了那个叫春英的媳妇，由她带路去王庄找木匠王庆海。
王庆海的家在王庄村东头最低矮破旧的一座房子里。这让我很难以相信，木匠的生活水准在村子里应该是高于其他家庭的，可王庆海的家竟是如此破烂不堪。院墙很低，门扇的木头从下方腐朽破败，张着惨兮兮的两个大口子，如怪兽咧开的血盆大口，让人看着蛮凄凉。
进到里屋，看到三间土房内更是一贫如洗。黑暗的屋子中冰冷冰冷，炕上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太，枯黄的瘦胳膊露在被子上，脸色铁青，白发稀疏，眼睛红红，眼睑外翻，由于太瘦的缘故，两只眼球显得特别大，金鱼眼般地向外鼓着。
王庆海是个有点驮背的小老头儿，正在院中为老伴熬中药，见有客人来，便连忙把我们引进屋去。我们坐在炕边，老太太挣扎着想坐起来同我们说话，被我扶住，让她重新躺下去。怪不得他们家穷成这样，原来老太太患慢性类风湿病，还有严重的糖尿病，已经卧床几十年了。王木匠叹道，这些年为了给她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现在吃的这些昂贵药，都是靠儿子寄回来的钱买的。
问及他们的儿子，老两口美得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王木匠下炕从破桌子的抽屉里摸索出一大摞照片，都是他儿子穿军装照的，每年都寄回几张。这些照片一定是被老两口看过无数遍，也许被很多村邻们、亲朋好友们看过无数回，照片的边边都卷了。王木匠介绍说：“儿子名叫王小海，在西藏当兵，那地方可艰苦。他一个人守着一个维护站，管一百多里路长的电话线，现在是官了，立过好几个三等功。怕他一个人太辛苦，每天跑很多路回来吃不上热汤热饭，前年俺就打发媳妇美萍过去了，照顾好他的身体。”
我端详着一张张的照片，惊喜地发现，这孩子长得像极了九九。
高高壮壮的身材，细眯着一双笑眼，看上去要多憨厚有多憨厚。
老两口的确没有别的孩子，把小海视为珍宝。听他们不住声地夸儿子，说他从小就听话，勤快，知道孝敬父母，当兵之后干得相当好，给老两口长了不少脸……
还没有见到王小海，我不便对老人们说什么，只对他们说我也是军人，过些天要去西藏出差，要一下王小海的地址和电话，有可能性的话去看看他这位小老乡。
王木匠一听很高兴，立该找出地址，让我抄了下来。听说我要去两藏，老太太喘气吃力地问我，可不可以给她儿子儿媳捎点东西过去。
我说当然可以。老太太便吩咐老头子装一小口袋黏小米面子，说儿子儿媳最爱吃小米黏蒸糕，给他们带些面过去，他们可以自己做着吃。
从老两口对儿子的挂念和关爱，我断定，这一家人虽然不富裕，但非常亲近，他们生活在一起，是温馨而幸福的。
出了她们的家门，我回望那扇旧的木门，蓦然发现在门的右上方最高处挂着鲜红的“光荣人家”木牌牌，那上面的红漆好像刚刷过不久。
这就是胶东人！ 永远不会改变的骄傲与荣誉观念！ 崔支书跟我并肩走在村路上，突然用一种仰慕的口气说：“听说你一直在北京当兵？ 官衔一定挺高的吧？ ”
“大校。”
“噢，大校啊！ 你应该穿军装回家乡！ ”
在北京，习惯了出门换便装。而回到故乡之后，所有的亲朋几乎都很失望地对我说这句话：“你看呀，你怎么不穿军装回来呢？ ”我爸妈也对我没有着军装到我姥爷姥娘的墓上吊唁而责怪我。在他们眼里，再高级的名牌便装，也敌不过军装炫目。
事情还算顺利。在故乡呆了三天，我便告别乡亲和舅舅姨姨等亲戚，飞回了北京。
三个月之后，我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就准备利用休假这段时间去找寻万星和王小海。我的第一站就是直飞成都找万星。
第十八章
我离开成都奔西藏去的这一天，一大早又是细雨霏霏。这样的天气很容易使我想起江南水乡的那些湿漉漉的雨巷。
这些年没少去南方水乡，每去一回，都遇雨。撑着一把伞，独自走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寻常巷陌，傍水人家，享受被雨丝荡涤得纤尘不染的心境，这种情调只有在南方才寻得到。
这一个要离开的雨天，我的心境却纯净不了。万星的案子不知道会怎么判，想到这个，我便黯然神伤。阴雨天更给我这种心情蒙上了浓重的黑暗，加重了压抑感。
在小雨淅沥沥的站台上，我以道别为由给万星的女律师林佰草打了电话，实际上再次请她同我随时保持着联系，一有万星的情况就尽快通知我。林佰草爽快地应着，并祝我一路平安。
列车在小雨中悠悠出站。我乘坐的这一软卧包厢里，除了我，那三名分明是同路人，两男一女。我睡一张下铺，上铺那个男青年正坐在我的铺上，矮矮胖胖的，满脸横肉，真让人怀疑他是不良青年。这年头，有钱，什么人都敢穿“阿迪”、“耐克”之类的名牌，不管人长得什么品质。我进包厢以后，他也没有让开的意思，只顾着与对面的那一男一女胡吹神侃。
我只好先在床铺的一角坐下，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随便翻看着，反正还不太想睡觉。他们谈笑的声音很大，尤其那时髦女性。我用眼睛的余光注意观察着他们。那女孩子真是美啊！ 完全知识女性的气质，秀丽的面庞，皮肤保养得细腻亮白，一身波西米亚大花的短西服裙，长发飘曳、优雅、知性，一忽儿妩媚，一忽儿俏皮，一忽儿沉静，一忽儿热辣，一忽儿做出淑女举止，一忽儿又扮性感女神，搞得她身旁的那半老男人，一直用欣羡的眼神看着她，一直不舍得把搂在她腰际的胳臂放下来。
这是几个我不能理解的“新新人类”。那半老男人与那年轻貌美的姑娘，大概是老牛吃嫩草的婚姻，太没创意。而我旁边这位男青年却喋喋不休地对婚姻性爱大放厥词，内容是生活在活色生香的圈子里，审美疲劳，产生了和尚式的奇怪想法。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报道这样一些人，一句“审美疲劳”给无数蠢蠢欲动的婚姻找到了优美的借口，接着纷纷嚷嚷“婚姻过时了”，不久“性也过时了”，现在全城只剩下看不起性也不相信婚姻的时髦男女，睥睨着婚姻的城门看进出风景，吐着烟圈微微冷笑。
接下去他们的谈话，更让我头皮发麻。原来他们正在策划一起对某个人的报复行动，如何如何把人骗出来，如何如何给以暴扁，如何如何让其把店铺转到他们名下，再如何如何……越说越恐怖，越说越邪恶。
我听着，越听越气愤。世间固然不乏伪善、世故和虚假，可也没有如此恶毒，如此大胆在光天化日之下策划着一场犯罪！ 我忍无可忍，开始向他们指出这样做是要负法律责任，是会毁掉自己的。我旁边这个矮胖子瞪着我问：“你是什么人？ 管得着吗？ ”我说，我正是宣传法律知识、维护法律尊严的人，要不要看看证件。他们立刻不作声了，大概以为遇着了警察。那个半老男人讪笑说：“我们胡吹，胡说八道，闹着玩儿的，哪里会真那样干？ 说说解气。那仇家太嚣张。”
我不再理他们，低头看书。他们也不再放肆，旁边那个矮胖子挺没趣地爬到上铺去睡觉。我在心里哀叹，这当今世界命案太多！ 许多人不是不懂法，但就是拿别人的性命和自己的性命都不当回事。读许多古书，看许多历史故事的影视剧，发现占代人没有现代人胆儿大。
古代人大多数是这样干的，恨上一个人，恨得恨进骨髓里面去，就做个小人儿，权当仇人，夜晚避开人的耳目，悄悄躲在房里拿根针扎扎扎，发泄得挺痛快，意念是“此人万箭穿心死球啦”。还有人干脆把仇人做成小面人，丢到油锅里炸炸炸，然后再吃掉“仇人”。现代人可不同了，对谁有仇恨，直接掂上板儿砖去拍，拎上刀子去捅，甚至开车撞，抱炸药包上人家去祸害……最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日子好过了，却有些人活得不耐烦。
漫长的旅程中，我始终提高着警惕，防着这三个人。一路上不是睡就是看书，再就是在睡不着的时候，琢磨如何同九九的儿子谈他的身世，谈他的母亲九九，谈他的姥爷郭璋，谈他的父亲是谁，以及谈老家里挖出的财宝。我当然不会讲他的爸爸不知为何人。其它问题都好讲。
不如就给他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吧。他的爸爸就是战斗英雄刘正信。我原打算对万星这样说，但是却未能见到她。我只想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是一个值得他们骄傲的功臣。我还要向他们解释，由于他们的母亲要照顾双目失明又失去双臂的父亲，才把他们交给没有小孩的人家抚养。我相信，他们姐弟俩都会理解父母的困境。
长途颠簸，我总算到达格尔木。王小海独守的那个维修点远在青藏高原大陆的西南门户普兰县境内。普兰是边境小城，因其有众多雪山环绕的缘故，故被称为天界雪山环绕的中外古商道，又是名扬天下的著名佛教朝圣地。要去那里得乘汽车。
格尔木后勤某部有几位首长是我从前采访过的熟人，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