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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情深：我的父亲任弼时
从书香子弟到共产党员
朱德在车站迎接任弼时
１９０４年４月３０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的父亲——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任氏“新屋”。这里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平原区的东南，汨罗江南岸，距汨罗市３０余公里，距湘阴４０余公里，是典型的洞庭水乡。
“新屋”东倚葱葱茏茏的颖珠山，西望蓊蓊郁郁的明月山，脚下是片片碧绿的稻田，屋前不远即是波光潾潾的白沙河。白沙河自北向南缓缓流淌，入捞刀河，再汇湘江。白沙河在此地原有一桥，名曰“唐家桥”，后塌坏。在此，曾设有以“唐家桥”为名的驿站。以后驿道废弃，驿站改为邮政代办所，这一带便也沿用“唐家桥”为名。
“新屋”是很典型的湖南乡间旺族宅院的结构。
走进头门楼，最醒目的是一亩方塘和塘周亭亭玉立的秀竹、遒劲挺拔的古松。其间一株合抱粗的松树体态竟似黄山迎客松，将根深深地扎在塘边泥土中，却将全身探向水面，苍翠如盖，倒映水中，为小径环塘翠竹绕墙的清秀平添了伟岸与凝重。
隔塘举目，即是砖木结构的“新屋”主体。青砖灰瓦，条石为基。
“新屋”分三进，一进堂屋与二进堂屋之间有一较大的天井，东西各植一树；三进堂屋最大，东西各有一天井，天井中间砌有石台，常有盆花点缀其上。
东西厢房并不对称。三进堂屋的东面，另接一很大的堂屋，并另有厢房。
家族的各个家庭分居各个厢房。全部住屋均有回廊相通，檐下砖砌的排水明沟整齐有序。
父亲的诞生给时年３４岁的祖父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听奶奶说，我原有一个大伯，叫大刚，不幸儿时夭折，给祖父打击颇大。今天，又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来到世上，那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按族谱，他给儿子取名“培国”，取“培植为国人才”之意；取号“二南”，我想大约是“二男”的谐音，既纪念早亡的长子，又说明了父亲是男孩。
其实“新屋”到父亲这一代早已不新，只因当年盖屋时称为“新屋”，以后就沿袭下来。据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是江西吉水人，元朝初，从江西迁至湖南，先定居长沙一带，三代后又迁至湘阴县境。大约是父亲未出五服的曾祖１９世祖寄园公在唐家桥建此“新屋”。
屋，是老屋；家族，也曾是“望族”。
寄园公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增资政大夫（正二品）。这些官位都只是一种表示地位身份的称号，并没有实际职掌，为“散官”。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
寄园公有四子，长子早夭，只有次子星洲公同治年间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其他祖上多为文散官。因之家族读书氛围颇具传统。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１９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族官位称号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２０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龄大的便插入速成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子６０％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３０％。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
父亲的堂叔，任企虞，辛亥革命前即参加了黄兴筹组的秘密革命组织。为启发民智，卖地兴学，用祖宅厅堂为教室，先后创办求志学堂、族学“序贤学堂”，并劝导本乡殷实人家捐助经费，设立乡学“同德学校”，以及北上吉林省办理长春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襄助其表兄办理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等等。企叔公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不求闻达。任氏家族为子弟，更为乡里、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
与李涛等在天安门城楼
父亲３岁多，月姑出生了。此后不久，祖父即开始了对儿子的文化启蒙。听奶奶讲，父亲４岁时，爷爷开始教他描红写字。他人小，个矮，登上小竹椅才勉强够到桌面。再大一点就教他临帖，抄古文名篇：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解其意，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但幼时练字这是必要的一课，对陶冶父亲的沉毅性格，启迪父亲内在的绘画、音乐等素质，其影响是深远的。
５岁那年，爷爷到离家１０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白天，爷爷进课堂，父亲也随着进教室。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毕竟父亲还太小，闲时，祖父也常带领父亲到田畴小径、竹下河边散步嬉戏，游水捉鱼。当然讲故事，背诵名诗名句，自是少不了的，屈子悲投汨罗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发生在故乡周围的历史上，而琅琅上口的《木兰辞》，直到父亲晚年重病之中还伏案抄录。
就这样，父亲７岁该当正式入小学一年级读书时，却已获得了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文凭。文凭记载着对父亲的评语：
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为发给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届初等第四班第三学年考试完毕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相应发给修业文凭须至文凭者本学生现年七岁系长沙府湘阴县人曾祖宣甲祖兆均父思度
右给学生任培国
堂长
黄帝纪元四六零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飨
１９１４年，父亲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又两年。时族学序贤学校扩建完工，爷爷被族人再聘到族学任教。父亲又随爷爷来到序贤，铭鼎叔１９８５年回忆道：“弼时到序贤来读书的时候，叫二南，又名培国。１９１４年上期，他父亲振声一叔来序贤任教，带他一同来读书的。这我还比较记得清楚。我们是全校师生排队站在新教学楼前，迎接他的父亲。”
父亲在序贤一直读到初小毕业。
序贤学校，原名“序贤学堂”，占任氏宗祠一间屋作教室，只一位先生，４０名学生，规模很小。任氏祠堂以前叫佛同寺。宗堂左右两隔壁的房子都是佛菩萨和观音菩萨，大大小小的木偶像很多。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皇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通过各种媒介逐渐传播，破除迷信，争取民权，办实业，兴科学，成为时尚。塾塘乡间最突出的就是改革教育，大办新式学校，启发民智，培养人才。
在绍霖堂叔公的号召下，召开全族大会，经一致赞同，１９１２年下半年开始毁菩萨，挖地基，扩建校舍。那年冬天“同学们烤火取暖是劈菩萨烧”，漆烧起来出油，有同学说：“烧得菩萨出汗”。扩建后的序贤，教室增多，新添了膳堂、宿舍和事务室，扩大招生，增聘教师。为筹措办校资金族内多年停止了“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把相当多的宗祠及支祠收入的租谷改作办学基金，加之族中殷实人家个人捐资，致使序贤虽为族学，但保持了相当的教学经费开支。
序贤学堂从此改名“序贤学校”。教材及教学内容全部改新书新学。
父亲随爷爷入序贤学校，插入小学三年级。此时，星姑也已三岁，可父亲和爷爷除年节假日才回新屋去与奶奶及姑姑们全家团聚外，平时，仍寄宿在校中，刻苦读书。
在序贤读书的两年，是父亲以全部稚童之心，接受启蒙灌输之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扬的文化与文明，点点滴滴滋润着父亲幼稚的心灵，这可从如今保存完好的作文中看到。
任弼时与贺龙在一起
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智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
父亲也许是从小看到奶奶以江南劳动妇女特有的勤劳与贤惠，仅凭爷爷微薄的薪俸和３０石族田租谷的收入，竟然把五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之故，勤俭的意识深植于父亲的思想之中。他在作文《家风尚勤俭》中写道：
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不勤俭者亦贫。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亦难矣。
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他接着写道：
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多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
在没有读到父亲儿时作文之前，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到他是个很讲团结的人，在处理儿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中，特别是他在分配给弟弟、妹妹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时，总是不辞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为让年仅８岁的弟弟远远将自己的旧自行车让给小姐姐远芳骑，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不远万里付信叮咛。这些，我原以为只是父亲对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亲１１岁时的作文，我才知道，“合群”观念自少年时代即深植父亲的思想。他认为：
国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中国有四万万之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父亲视团结为富民之根，强国之本，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胜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团结。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道理。
父亲读序贤时，正值他祖父的小弟弟鼎筵公在家乡任教，很喜欢这个侄孙子，常给他讲述历代英雄故事。鼎筵公青年时代曾随清代名将左宗棠远离江南水乡西征新疆，讨伐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穿过漫漫千里黄沙路，大破匪帮，立下军功。鼎筵公文武兼资，文学功底很深，左宗棠很器重，此后几年留在身边做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鼎筵公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荣立战功而获御匾《光照壁水》。这御匾曾高悬在“新屋”正厅门额上。身边生动的爱国故事，潜移默化于父亲的幼小心灵。他在作文中写道：
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那么，无战事时又何以爱国呢？父亲认为“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吾国若一日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今天看来，父亲当时的想法未免幼稚，但对从小生活在乡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