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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连人都没看到，就定了这个古斯特尔。第二天，她上我们家来报到。爸爸吹哨子把我们召集到楼下。我们两个两个并肩走下宽大的楼梯，因为这样下楼的速度才最快。随后，我们站到了一个人的面前，此人的衣着活像是连环漫画书里的人物似的。
古斯特尔——玛丽亚·奥古斯塔·库切拉是她的全名——穿着一套领口很特别的深蓝色夏装，戴着一顶皮帽。她一手拎着个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是把吉他。我们礼貌地向她问好，但不是很热情，因为她不过是玛丽亚一个人的老师。她应该和我们其余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介绍了一番之后，古斯特尔就被带去看她的房间，被告知下顿饭的开饭时间和地点。我们小孩子则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完成功课。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不怎么见到古斯特尔，她和玛丽亚在一起。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才出现在家人的视线里。慢慢地，她开始同我们大家说话，当她知道我们喜欢唱歌时，也加入了我们的歌唱。她教我们唱她听到过的民歌。古斯特尔和管家就是不同啊，后者不知道要比我们老多少岁，而且从来也不会和我们一起唱歌！这一来，古斯特尔就和我们几个交上了朋友。因为她跟不归她管的几个孩子也打起了交道，她便侵入了某人的势力范围。我们的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那里便出了问题。
既然除了教课，古斯特尔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她就被要求利用这些闲暇给孩子们补袜子。补袜子这种事情在美国不多见。不过在那时的奥地利，小姑娘穿的袜子不是丝的，也不是尼龙的，而是相当厚实的棉织品。脚后跟磨损变薄了，补一补的话，就还跟新的一样。男孩子穿的高统袜时不时的也需要补，于是，差不多有十四双袜子，也就是二十八只袜子需要忙乎。补好它们得花多少时间啊！古斯特尔讨厌这活，但还是服从了。我还记得她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身后的袜子堆成了山。她哼哼唧唧，唉声叹气地抱怨这这个没完没了的苦差事，抱怨着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补。
终于，我向她伸出了援手。困境中的她总算有个伴了，她开始跟我讲起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时代和在修道院里的生活。她也想知道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我那时十三岁。她告诉我，她是在一辆蒂罗尔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上出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父母正在回家的路上，古斯特尔比预计的时间提早降生了。她生下来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她父亲把她托付给住在维也纳近郊的一个保姆照看。
古斯特尔不停地跟我讲述她的童年。九岁时，她父亲去世了，一个她管他叫“弗朗兹叔叔”的亲戚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他动不动就教训古斯特尔。比方说，放学回家的路上，她会停下来采点野花回家。弗朗兹叔叔就会因为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惩罚她。他每天都训她，不管她有没有做错事。古斯特尔决定不顾弗朗兹叔叔的命令想怎么和学校里的朋友玩就怎么玩，因为她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要教训她。
她告诉我她想当老师，所以她跑出来，报名读了一所开有师范课程的寄宿学校。为了支付食宿费，业余时间她就做刺绣活。暑假里，她和一帮男孩女孩组成的一个名叫新大陆的青年团体四处走。这个团体的目的是革新时下的社会秩序。她是他们合唱队的一员，兴致勃勃地跟着一起走遍乡村，举行音乐会，还搜集民歌。这帮年轻人身着仿制的乡村服饰。女孩们穿她们自己做的阿尔卑斯村姑式的衣服、男孩子穿吊带花饰皮裤和夹克衫。所有人都穿凉鞋。他们鄙视这个被他们称作“矫揉造作的社会”。
古斯特尔还跟我谈起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因为喜欢音乐，却又没钱听音乐会，逢上星期天，她就跑到维也纳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她并非出于虔诚，而是为了听免费的音乐。一天，她听了一场布道，弥撒结束后，她找到神父。她把她对天主教徒的反对与不满倾泄而出，神父倾听着，直到她讲完了才开口，“跪下，承认你的罪。”那一刻，她说，她改变了。等到下次他们在学校教堂里举行弥撒的时候，她也一同去吃了圣餐，以表明她的转变。自那时起，她为自己先前曾劝说同学们不要理睬天主教徒的行为而感到难过，试图改变他们不信教的态度。
信仰转变后，有一次，古斯特尔和几个朋友去爬山。站在山顶上，望着四周的美景，她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决心舍弃世间一切美丽，到修道院去。她找到最严格的一个，进入了萨尔茨堡的本笃会。她讲她在那里如何胡作非为，耐心的修女们如何抓住她，不让她从栏杆上滑下来，她在走廊上唱歌、吹口哨，做祷告时又老是迟到。她想办法爬上屋顶，找到一块平地，眺望萨尔茨堡城，闲暇时间就用来看书。《音乐之声》里那首名为《如何解决像玛丽亚这样的问题》的歌，描写得就很贴切。
在补袜子的那些时间里，古斯特尔还跟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她还没来我们家之前，有一次，在克洛斯特新堡，她看到过我们两个两个跟着弗雷克曼小姐在散步。“当我看见她让你们像列队一样地走路时，我真为你们孩子们感到难过。那时我就想，我要是你们的家庭教师就好了。”
我纳闷她是怎么知道散步这事的，她又是怎么知道弗雷克曼小姐的名字的。她告诉我说，她曾到别人家里参加过早礼拜仪式，她就是在那里认识弗雷克曼小姐的。这难道是巧合不成？听着这些有趣的故事，一边做针线活，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她非常不喜欢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而这种感觉又是相互的。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视她为入侵者，古斯特尔讨厌她，却又离不了她。最后，丽塔·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撤退告辞了。古斯特尔这里就只剩下一个眼中钉：施蒂格勒太太。施太太很崇拜我们的妈妈，对古斯特尔的登门极为不满，不过施蒂格勒太太没有撤退。
看到古斯特尔和孩子们处得很来劲，我们也乐意听她的话，爸爸也慢慢喜欢上了她。我们成天忙着学唱新歌，打排球，还跟着她爬山远足。
一个在德国不来梅港拥有一条游艇的美国人汉基先生给爸爸写了封信。他让爸爸考虑一下，是否愿意以船长的身份将这条游艇从不来梅港开到意大利的热那亚。爸爸对这件事有点动心，因为航海本来就是他的专长。他同样把它视作一个重返大海、驾驭船只的好途径。对他来说，这一请求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挑战，把家里的一切都安顿好以后，他便上路了。
几个星期之后，爸爸回来了，圆满完成了汉基先生交付的任务。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问道，“你觉得我要和古斯特尔结婚吗？你知道，她很漂亮。”我记得自己是这样一字一句回答爸爸的：“我想，假如这是上帝的意愿，那么您就该与她结婚。”我十四岁，惯常的思维方式可不是这样的，但我的确就是那样脱口而出了。爸爸大概也问过其他几个孩子。
1927年11月27日，爸爸与古斯特尔在诺恩堡修道院教堂结婚。于是爸爸有了第二个妻子，而我们七个则有了第二位母亲。婚礼结束后很快就冒出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称呼我们这位新母亲？古斯特尔明白，这个敏感的问题必须得处理好。她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母亲’呢？那样既可以把我同你们的亲生妈妈区别开来，而且，这么叫也很合适，因为我现在就是你们的母亲。”
起初，用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从未用过的称呼有些别扭和难为情，但慢慢地，我们也就习惯了。那时我们何曾想到，在以后的二十九年里，我们会在一段音乐之旅中，与这位新母亲相互团结与依存，这段音乐之旅，使我们得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战乱中逃脱，并且带着我们飘洋过海来到一个新大陆，那里又逐渐成为我们的新家：美国。
古斯特尔嫁到我们家的时候，芳龄二十二，爸爸四十七。她只比老大鲁珀特长六岁，比我大八岁。因为她童年时代生活与学习环境的缘故，对于我们这个小天地以外的世界，她懂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她有明确的生活观，而且是“响亮又清晰”地将它们表达出来。既然她已成为我们的继母，我们成了她顺从的孩子，慢慢地，她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母亲很年轻、充满了活力。她觉得我们这种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过于乏味、死气沉沉，很想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些乐趣和更愉快的事情。她讨厌我们把那么长的时间花在功课上，而不是与爸爸一起享受餐后的“咖啡时间”。那是爸爸专门用来陪我们的时间。他叫我们的男管家汉斯把一套小巧的瓷器咖啡杯端到起居室，杯子是当年他环游世界时从中东买回来的。这些杯子和带木柄的紫铜咖啡壶盛放在一个华美的东方黄铜茶盘上。爸爸往咖啡壶里的水里加一勺糖，再把壶放到点着小火的炉子上。然后，他往开水里加手工磨制的咖啡。这是每天午饭或晚饭后，我们开始各忙各的事情之前，必须要度过的一段聚会时间。我相信，当所有人的眼睛都聚焦在他的双手上时，爸爸一定非常受用这一刻。给每个孩子都倒上一杯美味的咖啡之后，爸爸便开始跟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我依然珍视与爸爸在一起的这段时光，还有他的土耳其餐后咖啡。那是些非同寻常的时光。
婚后的那些岁月里，我们的新母亲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许多变化。她改变了我们的穿着风格，饮食习惯，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惯。家里刮起了一阵新鲜的风。她担心自己不能当好这个继母；就找了许多书来看，都是讲怎样当好继母，孩子们会如何对待继母这种内容的。书里告诉她，孩子们一般都不接受继母。然而，在我们家却并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接受她。但是，因为与书里讲的正相反，所以她并不信任我们的接受，她自己这边有些错误的看法，由此招致了日后的许多误解。
我们的新母亲为我们想出了数不胜数的事情来做。我们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她自己也热中，婚前就介绍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母亲喜欢打排球，于是我们和她一打就是几个钟头。我讨厌排球！她喜欢爬山，于是夏天和假期里，一家子都得去爬山。
她组织我们空暇时间到户外活动，比如骑车旅行。她教我们跳古典舞，那是她在那个年轻人的团体里学会的，我们在自家的草坪上跳。晚上则是唱歌时间。这些事情都是她少女时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喜欢，是图新鲜和好玩。
有时候，这些活动会和功课发生冲突。那时候，玛丽亚的身体已经好了，又返校上课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功课要做。即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