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鲁达岛终于在望了。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并没有热切的挥手招呼我们，也没有兴高采烈的迎接。我们见到家里的其他人，真没法理解那解不开的愁云惨雾，母亲说：“格奥尔格，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
爸爸不服气，“可我给你发了两份电报啊！”
电报根本没有递送过来。留守的家人一直在恐惧中颤抖，不知我们的生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当我们没有按期回来的时候，她发疯似的祈祷我们平安。
我们与爸爸一起的历险就这样平平安安结束了。虽然留守的家人为我们担忧，可这次历险是我能记起的与爸爸共同度过的最美丽的时光之一。它绝妙地介绍了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今天，韦鲁达岛是一个时髦的度假胜地，有一间旅馆，还有一座桥梁连通大陆，可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依旧是沐浴在亚得里亚海阳光下的那个“睡美人”啊。
第四章德国入侵（1）
12 德国入侵
1938年3月11日，我们结束意大利巡演已有两个月，那天晚上，全家人在爸爸的藏书室收听电台的音乐节目。11点钟，音乐被一则通告打断，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总理要发表讲话。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事情：
“德国军队正在我们的边境集结坦克和部队，准备入侵奥地利，”他听起来非常平静，“奥地利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德国入侵。反抗无济于事。那只能导致一场可怕的腥风血雨。”
接下来是舒伯特《为完成交响乐》的旋律，可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纳粹伴着军乐的横笛和鼓点行进的声音从电台流传出来。
入侵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那正是我25岁生日的前夜。
接着，我们听到教堂钟声敲响。那声音很响，爸爸给警察打电话，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先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事情与敲响教堂钟声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警察给出了回答：“希特勒刚刚开进奥地利了。”
事情就是这样。可为什么要在午夜敲响教堂的钟呢？只能在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神圣的日子敲钟啊！入侵的德国军队已经进入教区长的住所，命令鸣钟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12日，我们庆祝了我的生日，还是往常那样的礼物、蛋糕和蜡烛，可是气氛却不再是欢乐的了。我们都压抑着情感，走来走去。
第二天吃午饭前，我们的管家兼杂工汉斯找爸爸谈话。他说自己是纳粹党员，我们言语间要小心一些，因为他得向上级汇报他听到每一件事情。即使在战争的早期，我们都能感受到变化。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骑自行车去萨尔茨堡，想弄明白那里的情况。穿过城市的萨尔察河上有两座供车辆通过的桥和两座供行人通过的桥。我们看见德国坦克和军队从萨尔茨堡的一边通过主桥到另一边巡逻。我们接近主桥，看见那儿悬垂着长长的纳粹红旗，白色的圆圈背景上扭曲的黑色十字交叉。“他们怎么就一夜之间到这儿了呢？”我们满腹狐疑。
那时候，每当有人过世，家里的生者要穿一年黑色的服饰。然后，他们再带一年黑色的臂章，作为哀悼的标记。为了表达我们对被侵略的难过心情，我制作了黑色锦缎的围裙，我们把它们穿在黑色的民族服装外面，替代往日颜色鲜亮的围裙。
我们去过萨尔茨堡不久，纳粹的密使——实际上就是骑着摩托车的几个少年人——出现在我家门前，要求我们在房子上悬挂纳粹党旗。爸爸告诉他们我们一面旗子都没有，可如果他们想看到房子装饰起来，我们可以在窗户外面挂一些东方的地毯！他们去而复返，带了一面大旗，可它从没在我家的房子上飘过。为了让新的当权者满意，仍旧住在三楼的施蒂格勒一家做了两面小型的纳粹旗帜，挂在他们的窗户上。
奥地利“解放”之后，纳粹们是这么说的，萨尔茨堡各处都发生了变化。不过是一些表面文章而已，其中有一项和交通有关。单行道改成了可以双向行驶的道路，而原本双向的也随之变成了单行。此外，更多让人不适的改变也出现了，人们渐渐地失去了踪影。我们听说纳粹的警察武装，那些穿黑衣服的党卫军半夜三更进入民宅，带走一个或几个住户，没有解释他们会被带到哪里，也不说他们何时能够回来。学校的孩子们受到审问，要他们讲父母在家谈些什么，什么人去看过他们，读些什么书等等。父母们变得惧怕起他们自己的孩子来。
有关集中营的故事四处传播，犹太人在那儿遭受折磨，饥饿至死，或者是在大炉子里被毒气毒杀进而焚烧。还要调查家谱，倘若最近几代人中发现了有犹太先人，那这个家庭或这个人就被认作犹太人，有遭到逮捕和流放的危险。恐惧攫住了萨尔茨堡和整个奥地利，特别是那些不是纳粹党员的人们。
那时候，我们家是意大利公民。我们是原奥地利城市的里雅斯特公民，一战以后那里成了意大利的港口。在这种境况下，所有的里雅斯特公民都自动成为意大利公民，丧失奥地利公民的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nschuluss（纳粹称呼入侵的说法）之前的某个时候，鲁珀特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期间已经恢复了原先的国籍。母亲曾建议家里其他人也恢复奥地利国籍。可当爸爸考察其可能性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家庭都走这一步的话太昂贵了：每个人要花500奥地利先令。五年前，那家银行破产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钱财，靠接纳房客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上帝眷顾我们啊！银行破产时让我们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也救了我们的性命。既然当时所谓的轴心（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盟）还未存在，纳粹就没有合法权力逮捕意大利公民，甚至在他们不听从命令或不接受他们所称的“邀请”的情况下也不行。
德国入侵之后，爸爸就接到过这样一封“邀请”信函，命令他接手指挥一艘德国潜艇。当然，那意味着他得在德国海军服役。爸爸拒绝了。接着，我们的大哥，刚刚在因斯布鲁克大学结束医科学习的鲁珀特被要求在维也纳一家医院当主治外科医生。所有的犹太医生都离开了或被流放去了集中营，医生匮乏。鲁珀特也拒绝了。然后，特拉普家庭被邀请在慕尼黑电台唱歌庆祝希特勒生日。我们一致拒绝。
纳粹统治者对这些拒绝洞若观火。如果我们留在奥地利，那么德意联盟一旦建立，我们都会消失到集中营里去。
奥地利被侵占以后的某一天，爸爸和母亲为了某些事务去慕尼黑。出于好奇，他们参观了新的艺术博物馆。观看了一些元首本人挑选出来的展品之后，他们决定在博物馆的餐厅里用午饭。他们落座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旁边的餐桌上，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也在吃午饭呢。当然，爸爸和母亲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看到了希特勒私人化的一面。他和他的追随者不在公众的视线里，行为没有拘束，讲着庸俗的笑话，粗鲁地高声大笑着。父母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他们的经历，我们看得出由于见到了希特勒的“真面目”，他们非常困惑。
另一次，当我和某个姐妹恰好在萨尔茨堡的时候，有通知说希特勒的车队会穿过城市。每个人都期盼着元首随时可能转过街角现身。可几分钟变成了几个小时。仍旧没有希特勒的任何影子。三个小时以后，他终于乘着他的汽车出现了，站着笔挺，俯视着人群。他挺得真得很直，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样子。他依照常规，发表了演讲。
一个旁观者告诉我们，每次宣布希特勒要露面，他准迟到。他让人群沿着街道站上好几个钟头，等待“伟大的”元首。
8月份，德国入侵不到6个月，管家汉斯找爸爸谈话，告诉他奥地利边境很快就要关闭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给了我们警告，也就此挽救了我们的生命。汉斯保持了对我们的忠诚，尽管他是一名纳粹党员。我们心怀感激地铭记着他。
很奇怪，甚至在纳粹进入奥地利以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要能离开艾根的房子该有多好。我们仍旧住在这里，我没来由地感觉压抑，并希望我们不要再呆在这座房子里了。
虽然有了汉斯的警告，我们很明白自己得尽快离开奥地利，可母亲仍旧想从神学意义找到搬家的合理理由。爸爸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打开圣经，让手指随意地指向一个段落。接着，他读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做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纪》12：1）
爸爸还非要得到家里每个成员的同意，才能接受并签署瓦格纳先生关于美国音乐会的合同。我们围坐桌边，爸爸逐个地进行询问：“你想离开奥地利去美国吗？”每个人都说：“是的，我想离开。”
我们离开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服装。在巡演途中，我们都穿着萨尔茨堡当地的民族服装，这能解决一个非常昂贵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任何时候让七个女孩子都穿得整整齐齐。很明显，日常服饰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要为七个身材大小各不相同的年轻女子找到时尚的装束不但太花时间，而且花销很高。而且，民族风格的演出服得在我们离开奥地利前做好。所以找了两个女裁缝做这些事，可也是紧紧巴巴，刚好能完工而已。
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各有了三套衣服，两套演出服，一套旅行服装。加上我们在家缝制的白衬衫和各色围裙，行头算是齐备了。男人们穿着萨尔茨堡的传统套装。那时候，奥地利各个省份的特色服装正经历着一场复兴，变得时髦起来，所以我们的装束并不突兀。
第四章德国入侵（2）
我们去国离乡之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房子和家具。解决的办法也有了。附近，在萨尔茨堡乡下一处叫帕尔什的地方，勃罗马奥姆（一所专收立志成为牧师的男孩子的高中）的神父们被纳粹赶了出来。他们的处境正好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爸爸提出把房子租给被迫离家的神父们，他们感激地接受了。他们付给爸爸1先令完成交易，就搬了进来。
后来，我们发现神父们在那里也待不了。纳粹想租用我们的房子，爸爸告诉他们房子已经租给神父们了。纳粹不顾这些，把神父们赶出去，住下来了。战争期间，这儿就成了希姆莱的一个司令部。纳粹在房子周围造了一堵墙，装了一些浴室，又在空地上造了些小房子。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人把房子还给了我们，我们于1948年将其卖给宝血会。这样，我们就有钱支付在佛蒙特的抵押贷款了。
我的妹妹马丁娜那时17岁，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同学埃里卡·克伦鲍尔，讲述了我们准备离开奥地利的那些最后的日子。埃里卡大方地同意我把这封私人信件翻译出来，并收录在本书当中。
亲爱的埃里卡，
过去的两周，我们非常忙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的那封可爱的来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