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生日庆会上，我记得妈妈的表姐妹；洛琳·奥尔施佩格阿姨，还有爸爸的一个同事兼朋友，欧文·沃尔纳也来了，他后来和洛琳阿姨结婚了。欧文·沃纳有一副动听的男中音嗓子，喜欢唱咏叹调，并且随时都乐意来上一曲。
我记得一身黑色的外曾祖母是位非常老的夫人，有点驼背，脸上满是皱纹。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的花边圆帽，帽沿上穿着一根黑色的缎带。我没有印象她是个怎样的人，但能够享受一个如此盛大的生日庆会，她一定深得家人的爱戴。
她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妈妈，玛丽阿姨和康妮婶婶就开始为我们缝制衣服，并为那天午餐后的活动构思节目，这些节目也是庆祝的一部分。节目被安排在旧网球场上的那个工棚里上演。那里搭了一个小小的舞台，上面放了一个巨大的木质画框。我们穿着旧式的服装，像雕塑一样站在里面。大人们摆出了一个海盗船的场景，玛丽亚与我穿着长长的宫廷服装，高腰，还有粉红色的腰带。我们还戴着配套头饰，白色雪纺绸做的，形状好似一朵小小的粉红色玫瑰。鲁珀特穿一件同个式样的蓝白条外套，戴一顶黑色学士帽。我的第二套行头最令我心仪。我的打扮就如同一名中世纪骑士，暗红色天鹅绒短裤，一件配套的束腰外衣，四边镶着羽毛，边上拴了根皮带还插着把刀。我穿了一双小小的红色天鹅绒便鞋，四边镶着羽毛，戴一顶四边同样镶了一圈毛的红色天鹅绒贝雷帽，帽沿上还斜着粘了一根红色的羽毛。
外婆有不少旧时的杂志，《慕尼黑画报》之类的，都是些给大人看的非常艺术的画册，上面有许多描绘历史事件的精美插图。还有一些记录各个世纪服装款式的图片，展现了欧洲不同宗教、不同国家的服饰。这些由德国出版的精装杂志，或许就是我们这种场景艺术的创作源泉吧。
这场隆重的表演开始前，我看见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主楼开拔到工棚，舞台搭好了，座位也摆好了。沃纳，那时差不多三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用他隆隆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唱着“Ich hatt’einen kameraden”（我有一个伙伴），一首战争期间奥地利军民传唱的歌。齐默尔曼夫人，我们当时的家庭教师创作了一首长诗，还要我背下来。我仅是靠声音去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老师命令我站在宴桌前，举着玻璃杯和点心匙背诵那首诗。可是，哦，只背了几句，我就把后面的给忘了，我就愣在那里！死一般的寂静。窘迫夹住了我，仿佛也夹住了整个饭桌。谁都没吭声；也没有人来给我解围，我一下子哭了出来。从那时起，甚至到后来我成人了，在陌生人面前，我的舌头还是会打结。幸好，慢慢地我终于摆脱了这种折磨。
次日一早，为全体宾客安排了一个家庭弥撒。因为场地的关系，弥撒是在那个我们才表演过静态真人秀的工棚里举行的。做弥撒的时候，从湖畔采尔赶来的神父还分发了圣餐。我不懂弥撒是什么意思，还以为他在发薄荷糖！既然每个人都过去领这块“糖”，于是我也跟着去。但还没走到神父跟前，就有人拉住了我，我被告知我是不能拿这块糖的。后来妈妈向我解释，我得再大一点才能得到他们手里的东西，她还说那不是什么薄荷糖。
两年后，1920年11月20日，外曾祖母在圣珀尔滕附近的戈德艾格她女儿洛里家去世。外婆赶去参加了葬礼。
齐默尔曼夫人告诉我，我得给外婆写封慰问信。我来到这个世界七年零半载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信。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朦朦胧胧地知道死与进天堂有关系。既然她母亲都进天堂了，外婆为什么还要伤心呢？为什么我还要写信对外婆说，我很难过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到天堂去了。外婆肯定知道。那么我又何必写信告诉她她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还能告诉她些什么她不知道的呢？她可是外婆，要比我年长、聪明得多。
我想不起自己最后到底写了没有，抑或是家庭教师给我报了听写。但我分明还记得，这道让我写信的命令让我产生了这些联想与矛盾。但我相信，外曾祖母一定会安慰我这份苦恼的，如果她可以的话。但她在天堂里。我无从体会这种能改变事物意义的悲痛。
尽管，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拥有这等逼真的回忆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但是那个特别的圣诞节，还有外曾祖母的造访，这两个印象将伴我终生。
第二章战后时代（1）
5 战后时代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士兵们乘着拥挤不堪的军列从前线归来。一些人归乡心切，甚至爬上了火车的车顶。但这些人没能回家，因为他们要么从火车上摔了下来，要么在火车钻山洞时，在隧道入口处被撞飞了脑袋。
奥匈帝国一片狼藉。匈牙利，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都从奥地利分离了出去。伊斯的利亚与南蒂罗尔根据凡尔赛条约划给了意大利。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和他的家人于1919年被流放。那段艰难的岁月样样都匮乏，食物、纺织品还有其他一些商品都日渐短缺。
奥地利的省际边界都被关闭了。任何人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一旦有走私食品的嫌疑，就会遭到列车员的搜身。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难弄到。正因为如此，到了星期天或是遇上宗教节日，人们便成群地从城市涌到乡下看望他们在农场里的“亲戚”，为的是弄点蔬菜、水果、黄油、肉什么的。假如有人因hamstering（黑市交易）被抓住，食物就会被没收，或者被课以重税。经济如此萎缩，政府不得不印制应急货币，但它们毫无用处。
奥地利已是一贫如洗。可怜的人们在城市边缘地区分得一小块土地（Schrä；bergarten），可以种些蔬菜和水果。每块地上都有一间自己盖制的用来放工具的木棚，地与地之间用电线做成的篱笆拦着。
战后最初一段日子，人们吃狗、猫、野兔还有松鼠。他们还从别人家的池塘里逮鸭子和鹅。他们什么都吃就为了活命。面包外面是黑面包皮，里面是掺杂着木屑的玉米粉做成的馅。衣料里混着纸。绳子也是用纸做的，拧得很紧，但自然一打湿就会烊掉。
虽然我们有个手艺精湛的好厨子，但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管她做什么，都硬得跟鞋子的皮似的——尤其是煮牛肉。大人吃完之后，我们小孩子还得坐上几个钟头，嚼啊嚼，嚼那些怎么也嚼不烂的肉。那个时候，盘里放什么，孩子就得吃什么，不管喜不喜欢，盘子没吃干净之前不准离开桌子。那些肉大人们似乎还嚼得动，但我们不行。连着几个钟头一直到下午，妹妹玛丽亚就像遭了大罪似的，与这块坚硬的牛肉搏斗着。
猪肉就更惨了。也许有人会说，“唉，有块硬梆梆的肉总比没有好。”但怎么嚼可是个大问题！猪肉不仅硬而且索然无味。我得鼓足了勇气，才能把一口猪肩肉送进嘴里。午饭后——这是奥地利的主餐，下午一点开始——我就坐在那里，嚼啊嚼，嚼啊嚼。当妈妈的女仆下午三点钟光景看见我还独自坐在餐厅里咀嚼，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对付不了那肉。她便问，“你能让我把这片肉吃了吗？”她指的这片肉，就是我嚼了又嚼又放回盘里的那片肉。我说，“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拿起肉便吃了，将我盘里剩下的肉也一扫而光，于是，我终于得以离开餐桌。我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一无私的举动。
泡菜是另一种难以下咽的食物，因为它的气味实在太冲了。这与制作方法有关。只要是肉，都会被淋上洋葱汁，这也许又加重了这种气味。不幸的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喜欢洋葱汁。还有一种健康的却很难吃的蔬菜是红甜菜，是从外婆的菜园里摘来的。我们不爱吃，尽管大人告诉我们它们富含铁，这一人体健康必须的元素。还有黄甜菜（die Rucken），过去是喂猪的。可是没有可口的食物，你又能怎么办呢？你只好吃die Rucken。在那些日子里，沃纳曾这样祈祷，“Lieber Gott lass Mehlspeis wachsen！”（亲爱的上帝，请长出甜点心来吧！）
糖和面粉是爸爸带回家的礼物。在匈牙利，糖是用甜菜制成的。因为爸爸从部队回家要穿过匈牙利，他便能买些糖带回奥地利，过去，糖在奥地利可算得上是样体面的东西了。他分给外婆一些，余下的就留给我们。他还买来面粉——是真的白面粉，不是掺木屑的那种。纯白面粉在奥地利属贵重物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难弄到的。妈妈把它贮藏在一个木箱里，慢慢地算计着取用。叫她丧气的是，没过多少日子，老鼠就在箱子的一角啃出个洞，毫不客气地享用着面粉，还把它们的粪便留在里面。怎么办？既然面粉这么珍贵，妈妈便与厨子一起将粪便从面粉里筛出来。我记得我目睹了这个过程，完成这项任务还颇费了番功夫。妈妈随后把弄干净的面粉装进铁箱子里。
一天早上，我听到妈妈说她得带沃纳上维也纳去，因为他得了“弓形腿”。这是战争年代营养不良的结果，他的腿必须得请一位专家来弄直。当然了，我也想去维也纳。我一定是打外婆那儿听来维也纳是多么得美丽、多么得叫人兴奋。妈妈说我不能跟着去，因为我的腿没毛病。“但是，”她说，“如果你乖乖的，不哭闹，等到你再大一点，就可以去维也纳和别的许多地方。”有了这个承诺，我便决定等待，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旅行了。妈妈哪里知道，她的预言许多年后居然成真了。
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家园，一个用和平与安全可以迅速医复他们身心伤痛的家园。实际上，他们回到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动荡的社会。没有工作，没有可吃的，没有可穿的。许多为了国家曾浴血奋战的士兵如今却披着毯子、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地乞讨。那些沿街行乞的士兵与水手也在寻找小工做，赚点钱买烟或是别的什么他们需要的东西，要么就是买张火车票想办法投奔亲戚。我记得有个意大利海军曾上门询问我父亲，是不是有活干。他用意大利语吹嘘自己“forte come un toro”（壮得像头牛）。爸爸看中他的机灵劲，就雇他在园子里干活。他长着一头黑色的鬈发，只会说意大利。我们就叫他“Toro”（牛）。他呆了一段日子，后来又走了。
战后，奥地利海军解体了，由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接管它的船只。一些原本就是意大利人或者南斯拉夫人的海军军官愿意为新政权效力。但是对于爸爸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无论胜败，他只效忠于奥地利。他还没到家，我们就被告知战争结束了。他要永远留在家里了，但是他很难过，大人们要我们好好地待他。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从一名潜艇舰长，到拖着五个小孩子的一家之主，爸爸的这一转变可想而知。爸爸回到埃尔霍夫后，就想尽快为我们找个房子。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外婆家里。
为报答外婆，爸爸决定在我们离开埃尔霍夫前为外婆做点不一般的事。一直到一战临近尾声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