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的事情。有人还补充说，不单是没听见过他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且还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有一哥们在他旁边故意开玩笑说：“耶和华就是我。”他立即就作出反应，两眼瞪着那哥们说：“放屁！”
事关信仰，他不让步。依我看，他已经用自己的品格赢得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尊重。因此，上面所说的例外的确只是一次例外。
在牢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宗教生活。据说他每顿饭前都要先做祈祷。当然不能大张旗鼓，他总是躺在铺上，用一张手绢盖住脸悄声地做。时间长了，这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们则装着不知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听人说后，才想起他在医院里时确实有盖脸卧床的习惯。当时我不明就里，以为人老了总会有些，怪癖。其实那时他教我念过祈祷词。那些格式化的词句，在他口中念起来没有丝毫例行公事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所以才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哪里知道他每天每天都在反复念诵！
病号监移到楼上以后，我与白老头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有时候劳动号的人列队从我们的窗下走过，如果我恰好站在窗旁，彼此也会招手致意。有一次赶上我正靠着窗口唱歌，他们过来了，白老头特意用手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再缓缓地挥向我。那动作十分优雅十分“西化”（那时候是很少见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他早年曾留学法国的经历。我想他是在赞赏我的歌，但更有可能是在赞赏我的唱。——不是赞赏我唱得好，而只是赞赏我在那种环境中纵情歌唱的行为。
过了一阵以后我又装病绝食，在获准保外就医之前临时被转至劳动号“寄放”，得以再次与白老头同住一屋。我那时一条腿伤了，在劳动号基本上是躺了三天。夜里小解不便，就用一个罐子。白老头怕那罐子满了，夜夜起来为我倒尿，让我很是不安。聊天的机会却是没有，因为劳动号的人总是同出同进，不可能避开别人，而我们想聊的那些话题在当时却恰恰是犯忌的。但有这么一天，他们都出去劳动了，号子里只剩下我一人躺着，白老头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想他是编了个理由来和我说上几句话。一进屋他就径自地蹲到我身边来了（牢里人都睡在地板上），并且两手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很想抱你。”语气诚恳热忱，不像是出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接着他说道：“记得在医院里你给某某剪脚趾甲的事吗？那天我装着看你剪，走到你身后用肩膀在你背上轻轻压了一下。我是想表示我的敬佩啊。”．
我记起来了。那也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由于中过风，手脚都老是在颤抖，非常不灵便。那天他用一把剪刀（那地方当时找不着指甲刀）哆嗦着想剪自己的脚趾甲，我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便蹲下来帮他剪。白老头特地走过来我也是知道的，但那种表示我却毫无觉察。现在经他这一说，我倒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有理由认为，他抓紧时间告诉我的，就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我原以为他欣赏我的原因在于我的聪明，在于我的好学，在于我对《圣经》的兴趣与理解，没想到他并不看重那些。他所看重的，倒是我不经意间做的那么一件小事。
于是我又想起在医院里我和他的一段对话。我那天有点掏心窝的冲动，话说得比较动情：“我想我这么个人，如果能给我机会，不成材也能成器。现在看起来这机会是没有了，不过我并不沮丧。我相信哪儿都有生活。”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我必须终生在监狱里度过，我也会热爱生活。但白老头没让我进一步发挥，淡淡地打断了我：“你倒别这么想，你不见得就不再有机会。”然后立即就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在安慰我，此刻却觉得他压根就没把成材成器当回事。他对生命的意义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出狱多年之后读到一本题名为《活出意义来》的书，是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过来的心理学家写的。其中说到，把人生的意义只寄托于取得成功，恐怕是过于狭隘了。在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两件可以使得人生具有意义的事：一是忍受苦难，一是沉思默想。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白老头，并因而相信了这位作者的论断。那是后话。
白老头已经站起来，我知道他得赶紧回他的劳动场地去，轮到我该说几句了。我于是说道：“白老头啊，我相信再怎样拖，你的案子很快也会有个了结。你会走出这道门安度晚年。我只有一个忠告，就是能享受时且享受，不要让自己活得太清苦。我认为上帝不会因此责怪你的。”他笑了一下，点点头走出去了。躺着看上去，我这才发现，他的背已微微有些下弯，步履已显得有些老态。突然间我意识到，此一别当成永别。于是支起身子来看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同时想起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来了个死刑囚徒
我们号子里来了一个死刑囚徒。脚上带着一副铁镣，手里拿着一纸判决书，他蹒蹒跚跚地就进来了。
几句活一说，他的情况已大致清楚。刚开完公审大会听了宣判，就从区级看守所“集中”过来，等候五天后从这里（市级看守所）拉出去执行。那年代的“上诉期”只有五天时间。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死刑囚徒一样，他没打算上诉。不是不觉冤枉，是知道上诉“没什么球用”，认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抄写了四份《少女之心》。《少女之心》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手抄本，被认为是黄色读物。抄写四份自然就有给人传观毒害别人的嫌疑，已属“罪大恶极”，这案子因此没什么可争议的。坐牢没坐几个月就公审宣判了，在当时这种办案速度算得是奇快，原因自然是“形势需要”。——说穿了就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那位死刑囚徒原是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程度，参军复员后到了一个化工厂，案发前一直在那里做工人。这回做了死刑囚徒，又只在我们号子里呆五天，成为一个地位特殊的过客。“地主”们自然会礼让三分。可是这位过客还是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新地方，一脸的谦恭，只差没说“打扰了，不好意思”的模样。五天的时间里他显然还在不自觉地做一种努力，以适应我们号子的习惯和气氛。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在努力适应我们号子的“号子文化”。人啊，人！一生一世都活在某种“框框”或者说某种“引力场”之中，到死都不得超脱啊！
但是，感叹归感叹，他的努力还是打动了我。第一夜他起来小解，我那时正醒着。看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提着脚镣，吃力地跨过“路上”横七竖八的身体，嘴里还轻声骂着：“这鸡巴脚镣磕天绊地的！”（原话用方言说是“款天磕地”，在我们当地引申的含义有牛逼烘烘的意
思）我知道他这是不想吵醒别人，由此便对他产生了好感。
第二天我开始与几个年轻哥们商量，每顿饭都多领一罐进来，让这位就要去死的哥们吃几天饱饭。号子里有三十来号人，炊事员隔门递饭总是数得匆忙，谎称“还差一罐”不难蒙混过关。关键在于号子里须得心齐，没有人去揭发检举。我那时正在装病绝食，我的克制力和每顿只吃几口就让给别人的病号饭（稀饭）使我在号子里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没人会去嫉妒死刑囚徒，所以我的计划竟得以圆满完成。五天的时间，一天四罐饭，终于吃得他不断地打馊嗝儿。
到第六天早上，最后一顿饭领进来了，我开始跟他开玩笑，说：“慢着慢着！据说待会出去还要给一顿吃的，你这会要是吃得太饱，待会吃不下人家会说看把你给吓的。”他的回答是：“不碍事，不碍事，待会照吃不误。反正今天也不会再打馊嗝了。”
临走时他又习惯地用手提起了脚镣。我说：“别。就这么走吧，你还能吵着谁呢？”
那个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左右，一种骚动开始在彼此隔绝的号子之间传播。与烧开水很相似，渐渐的，嗡嗡声越来越大，终于达到沸点，发出尖利的叫声。起因很明白很简单，到四点还没看见手板车拉着肉从那道大铁门进来（平时四点已经开饭了），今年这个三十夜怕是连祭牙的荤腥都没有了！看守所虽然封锁很严，这点动静却逃不过犯人的眼睛。有那么几个号子，可以从风门口张望到那道大铁门，他们至迟下午一点就开始轮番在守候，而后把自己的担忧、不满和愤怒一点一点地、逐渐升温地向外辐射，传遍全监。他们不可能不传，不传会把他们自己憋死。
四点多钟，炊事员们送来了开水（平时是在饭后送的），结果把号子里的“水”催开了。骂声四起，从人身攻击到“反动言论”都出来了！按当时的政治气候，差不多可定为”反革命骚乱”来进行镇压。以严厉著称的所长（一个山东老头）很快出现在走廊里，他的夫人是炊事员中的一位，那天受到的攻击也最多。实际上那老太太善巴巴一个人，平日里在犯人中是以菩萨心肠著称的。犯人们那天也真有点过分！
“静一静！”所长开言了，大家屏息以待。
“讲个事啊，”所长的声调出乎意料的和蔼，比平时任何时候都要和蔼，“今年猪肉特别不好买，我们已派人排大队去了。什么时候买来什么时候下锅，就是熬到半夜，也一定做给大家吃！”
话不多，说完了走人，受够气的炊事员们也悄无声息地跟着撤了。号子里一下变得异常安静。接下来是守望者们坚持在守望，不能守望的继续在监听，目标还是那道大铁门。果然是一直到晚上，天黑了好半天后那道铁门才发出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在传：“是！是肉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欢声雷动。再一次的等待，这回等的是送菜饭的脚步声。那一夜炊事员们也回家过年去了，是“劳动号子”里的犯人代庖。他们挑着担子穿过院子进得走廊走到号子门前时，风门内外真是笑脸相对贺声不断喜气洋洋啊！
“今夜无人人睡”，号子里久久地洋溢着一种幸福感。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幸福感不完全是来自口腹。借用现而今一本书的宣传用语来说，那一夜我们“装在胃里”的是“文化”。吃肉已绝不止于是在“祭牙”，而差不多是在祭祖了。那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亲情（吃“团圆饭”嘛），象征着归属。——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你才是一个族类的一员。这些当然都是我后来的感想。当时我只是惊讶犯人们的反应何以如此强烈（我自己倒比较理性，不认为大年三十吃肉与平时吃肉有多大的分别），因而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比吃重要得多的理由。
更让我惊讶的是干部们的态度，他们不仅容忍了人身攻击，而且容忍了“反动言论”！——他们认可了犯人们的反应，显然是因为他们认同了犯人们的“理由”。在那个“政治挂帅”六亲不认的年代，古老的“人之常情”那一夜在一个监狱里（堪称“阶级斗争第一线”）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全部政治原则和政治压力都被犯人们和干部们一同抛到了九霄云外。
写于 200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