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当然是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享受口腹之欲的人，当年御膳房机构的庞大与管理的复杂也就可想而知。此外，皇太后、皇后、贵妃等还各人有各人的私厨（即俗称的小灶）。譬如慈禧的私厨叫西膳房，仅捧膳食盒为其一人侍宴的小太监就达数百人，真够兴师动众的了。难怪老百姓要对皇宫里的饮食感兴趣呢，那简直是供奉神仙的，许多草民一生的消费恐怕都不抵皇亲国戚一顿饭的价钱。仿膳的诞生，总算是拉近了平民与这种神话般的生活的距离。仿膳的功劳，还在于避免了许多华丽菜肴的失传。皇帝虽然早就不在了，但仿膳的档次之高、价格之贵，仍然令人咋舌。在原作已绝迹的时代，赝品自然算最正宗的了。
仿膳饭庄，1959年由原址（北海北岸）迁至琼岛上的漪澜堂，成为公园内特殊的一景。漪澜堂，又曾是乾隆皇帝赐宴文臣之处。在漪澜堂用仿膳，感觉上又离皇帝更近了一步。这家老字号的牌匾是由老舍题写的。成长在正红旗下的老舍，写这几个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正如仿膳本身就别有一番滋味一样。现代的北京虽然餐馆林立，但要想吃满汉全席，恐怕也独此一家了。这个金字招牌是打不破的。
第二部分F：坟 Fen
坟是故人往事的最终收容所。
对坟的态度，似乎也表现出人类社会的等级分化，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贵族与名流的坟不仅比平民百姓的更牢固完美，而且也更容易保存得久远。所以，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的北京城，有许多古墓名陵，某些甚至还成了沿用至今的地名，譬如地铁一线有一站就叫公主坟。可另外在太阳宫、十里堡、静安庄、大灰厂西村、关东店、安定门、东坝、大程各庄等地，有具体身份可确证的公主坟（或称皇姑坟）就有十余处，墓主大多是明清两朝的公主。其中房山区大紫草坞乡有个公主坟村，就是因为永安公主（明成祖朱棣长女）安葬于此而得名，村东南还有驸马坟。除了公主等皇亲国戚的墓地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将军坟、宰相坟、举人坟乃至太监坟。
豪华的地宫是一部古书，石门是封面
据说乾隆皇帝自香山赴圣感寺，见沿途明代太监墓多如牛毛，曾有一叹：“西山下明代寺宦墓甚伙，专横至此，国事有不坏者乎？”他没想到大清王朝的宦患会比明朝过之而无不及，更无从知晓后来会出个受慈禧太后青睐的大太监李莲英。当年不可一世的许多太监的墓至今大都荡然无存，惟独京西模式口的田义墓，是北京现存的少量太监墓中最完整的一座。墓园入口处立有两座华表，神道两侧是护墓文武大臣的石像，穿过雕有飞禽走兽的汉白玉棂星门，直达黄色琉璃瓦的三座碑亭，亭内供奉的丰碑分别镌刻着万历皇帝写给田义的两道敕谕，及吏部尚书沈一贯撰写的墓碑铭。田义何许人也，何以受如此厚遇？他既非宰相又非将军，乃深受万历皇帝器重的一位忠君爱国的好太监。看来天地人心是一杆无形的秤，万事万物各有其因果报应。
超越于众坟之上的，自然是帝王坟了。最著名的当数十三陵。
最永恒的殉葬品是黑暗
第三部分S：赛金花 Saijinhua
赛金花是一百年前的“北京宝贝”，比当代所谓的“上海宝贝”还要先锋，还要另类。“上海宝贝”们提倡“用身体写作”，可赛金花的步子不仅迈得更早一些，而且迈得更大一些：她是用身体搞外交（抑或外贸）。可见古今的“宝贝”们异曲同工，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行为艺术的真谛。想当年赛金花穿过刀山火海拜见攻占北京的八国联军元帅瓦德西，也充满了以酥胸抗衡列强的坚船利炮之勇气。她为联军筹措过军粮（可从粮商那儿吃点回扣），但毕竟曾经劝说敌酋不要对平民百姓施暴，效果好像还挺明显。赛金花的挺身而出，“使不可终日之居民顿解倒悬，至今犹有称道之者”。（引自1922年出版的《赛金花事略》）
赛金花，晚清北京城里的茶花女
将赛金花称为“北京宝贝”，是诗人刘半农的创举：“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丢脸。”（转引自叶祖孚著《燕都旧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他所说的“宝贝”，是带引号的。有乱世活宝的意思。
与慈禧相比，赛金花的经历更充满了乱世佳人的意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处。慈禧畏洋人之锋芒，逃往西安避难去了，而作为一个烟花女子，赛金花自然只能继续留在红尘里苦苦挣扎。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后抛弃了。她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必须像圣女贞德那样慷慨就义？如果非要以花木兰、穆桂英等古典女英雄的品质来比照赛金花这样的弱女子，就近乎苛求了，或者说是不太现实的。赛金花的政治觉悟不可能那么高，她在乱世里也必须混口饭吃，而自己其他的生存技能早已退化，因此只能干老本行。然而，赛金花千不该万不该把八国联军当成自己的主顾，因此沾上了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毕竟，在中国的妓女阶层，也曾经出现过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桃花扇》是血染的风采，而赛金花呢，则只配被写入《孽海花》之中。
曾朴以赛金花为模特儿著述的小说《孽海花》，将许多虚构的情节安在赛金花身上，对读者造成了误导。譬如说她随洪钧出使德国时，“浪漫放荡，天天交际，夜夜跳舞”，并且勾搭上了瓦德西，以致瓦德西后来率军侵占北京，公务之余四处查找老情人赛金花的下落，终于重续前缘。“赛金花出入禁城时，与瓦帅携手以行。或结发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白马，招摇过市。人遂以‘赛二爷’呼之。”瞧她还着男装、穿皮靴、骑战马，与敌酋并驾齐驱，并且喜欢别人以“爷”相称，这不跟后来的川岛芳子似的吗？幸亏赛金花在战前即是一代名妓，否则人们非怀疑她是女间谍不可。
瓦德西与赛金花，都是因绯闻而遭到街谈巷议，就像百年后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一样。因为绯闻的缘故，后人才记住了八国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他的相好叫赛金花。绯闻，居然比惨痛的历史本身更有感染力。更耻辱的，是居然还有人津津有味地编造瓦、赛二人在仪鸾殿同床共枕的情节。
对赛金花这样的女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宽容一些呢？从根本上来说，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天灾人祸面前，她们同样也有求生的本能。在那个非常时期，赛金花纵然千错万错，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一位铁蹄下的歌女。她替南城的商贾与平民说情，也算是尽了一己之力了。
1934年，刘半农向得意门生商鸿逵倡议写一本赛金花的传记。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由刘亲自出面，约请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专家郑颖荪的私宅访谈，由商执笔记录。这样的会晤共进行了十几次。其时赛金花已是美人迟暮，但仍操着一口吴语侬腔，将往事娓娓道来。这本署名为“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的《赛金花本事》，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畅销一时。结果引得影后胡蝶也萌动了饰演赛金花之心，函请商鸿逵陪同赛金花赴上海，谈判拍摄电影之计划，却遭到婉拒。看来，知识分子的商业头脑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开发的。
第三部分S：三里屯Sanlitun
酒吧一条街
提到北京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三里屯。三里屯是一道中西结合的风景，紧临使馆区，自然成了老外们的天堂。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开着车或打车到这里来，特别是在晚上，外国人会蜂拥而至，感受这里的别样情调。
这条位于北京市西三环路长虹桥西边的酒吧街，俨然成了北京的一扇崭新的窗口。酒吧街的营业时间从每天下午到第二天凌晨，来京旅游的外国人几乎都知道这里。在他们眼中，三里屯大略应该等同于我们眼中的唐人街吧？
当然，三里屯不仅仅是外国人的三里屯。经常光顾三里屯酒吧街的主要有三类人：国际人士、外企白领和文化体育界的人。
从服装、汽配到酒吧，三里屯一条街的历史已近十年了，在北京，其实很多地方的酒吧从建筑风格、设计规划上都要比三里屯好，但最繁华、最热闹的还是三里屯。这里已经形成了“酒吧街”的品牌，知名度高，很多泡吧的人习惯性地在这里消费。
因为在居住区内，酒吧对周边居民的噪声侵扰比较严重，同时还牵涉到占地、绿化以及街面建筑楼层高低的问题，而各个酒吧的管线老化更是亟待解决。
为此，有人提案要把酒吧街搬出三里屯，但几经周折都没有实现。倾注了无数人感情的三里屯酒吧街依然灯火阑珊。
夜深了，若还无意睡下，那就给你的夜猫子朋友打个电话，“走，三里屯！”
第三部分S：绍兴会馆 Shaoxing Huiguan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就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鲁迅跟绍兴会馆挺有缘分的：他30年前降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待考候补。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十只臭虫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咬得他无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当时鲁迅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他一年中就去了多达二十余次。借酒浇愁愁愈愁，鲁迅或许是从那时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引自钮岱峰著《鲁迅传》）
在鲁迅搬进来之前，徐锡麟也在这里住过，他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慷慨捐款
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
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阳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仍然能嗅到旧中国封建残余的腐朽气息。1916年10月，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