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认为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惟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也亏他能想得出来，把宝塔比喻为东方的花瓶。只是这花瓶的存在并不是插花之用，而是为了供奉圣徒的遗骨，抑或收藏佛经（通常压在塔基的地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西方教堂的尖顶具有同样的神圣性与号召力。“塔是中国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高阁式建筑，底宽顶窄，但与阁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居处，而用于表现佛学思想。”当然，外来的佛教思想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因而产生了那种经过变形与修饰的楼阁式佛塔或密檐式佛塔，有着纯属装饰性的不透光的窗户，悬挂在翘檐下的风铃，圆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种形状。林语堂觉得这种类型的佛塔有两个绝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尤其后者，“是同类建筑中最为完美的”，共13层高，登上塔顶便可远眺北京城。
在林语堂眼中，北京的塔要么像东方的花瓶，要么像西洋的酒瓶。总之，这种宗教建筑带有器皿的性质，是一种被放大了的富于审美趣味的器皿，一种神圣的仪仗。
第三部分T：太监 Taijian
太监是天子脚下的牺牲品
说起太监，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李莲英这些反面人物，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至今仍臭名远扬。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帝王们阴暗的心理导致了太监生理上的残缺。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后，便小人得势般地忘乎所以了，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将受皮肉之苦，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
明清两代，太监的数量及影响不亚于汉唐，尤其在明朝，达到一万人，另有九千名宫女。如此看来，紫禁城简直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了，为侍候一位皇帝，居然要动用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皇帝够自私的。即使出了魏忠贤之流祸乱天下的宦官，也是皇帝活该，他本人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谁叫他倚仗太监为臂膀的？清朝汲取前明的教训，对宦官的势力加以压制，再没有哪位太监执掌过兵权，基本上不让太监干预政治。嘉庆以前，太监的人数还多一点，以后逐渐减少，大致保持在两千人左右（包括圆明园、升平署等处的）。到了晚清，宫内及外围各处的太监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五多人。太监少了，活却没少，每年入宫担任杂役的“苏拉”有近万人次，改为请临时工了。这倒是明智的，反正太监也干不了太多的粗活，不过就是看看门、打打更、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
明朝皇帝重用太监。永乐年间设立的皇家特务机构东厂，就交由宦官掌管，皇上倒也够放心的。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增设规模更大的西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太监成了特务头子。人们所说的“明朝三大害”，即指厂、卫（锦衣卫）与宦官。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居然控制了朝政，利用东西厂监控文武大臣，京城一片白色恐怖。若干年后，东西厂交到了魏忠贤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本是个厨师，因为会给熹宗做饭，讨得了欢心。后来又跟熹宗的奶妈客氏相勾结，遂青云直上，权势日炽，居然敢以“九千岁”自居。他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仅天启三年（1623年），他就假传圣旨，先后害死了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数位嫔妃，甚至对张皇后也暗下过毒手。他甚至将元代建造的香山碧云寺选为坟址，大兴土木。明亡以后，有大臣惊叹于这位前朝太监坟墓的建筑规模，向康熙反映：“臣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闷。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其豪华程度居然能与帝王陵抗衡，可见魏忠贤独搅大权时的赫赫地位。只是魏忠贤再无福躺进自掘的华丽坟墓里，下一位皇帝（崇祯）上台后，立即将其逐出朝廷，他在流放的途中上吊自杀，死后仍被五马分尸，并枭首示众。给自己预留了尊贵的陵园的人，居然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未能保全。
一个老太监
清代的大太监安德海，虽受慈禧宠爱而权倾一时，同样也不得善终。他倚仗太后撑腰，竟敢得罪恭亲王。恭亲王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制出宫”的罪名，将巡行到其辖区内的安公公就地正法—先斩后奏，令慈禧太后也无可奈何。
他的继任李莲英就学聪明了，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间耍两面派，左右逢源，一直做到了大总管。他本是梳头房太监，因为会给慈禧设计发型而备受青睐，最后成了紫禁城的大管家。按道理，太监的最高官阶是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李莲英却被破格提拔为二品大总管，算是破了先帝们的规矩，可见他深受慈禧太后之器重。史料里有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初一日，上交黄单，奉朱笔，储秀宫三品花翎总管李莲英，赏加二品“顶戴”。李莲英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年纪大了，就向慈禧太后告退，要出宫养老。太后见挽留不住，就把中南海的花房赐给他做别墅。其实这时候李莲英已捞了不少黑钱，可以逍遥自在地当市井的富翁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他安然地病死在家中，而对身后的骂名，他已不需计较了。
1924年，末代的小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树倒猢狲散，太监们也沦落民间，各找各的出路。皇帝都被推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太监从此便在中国消失了。
参观故宫，可以发现各宫门附近都有一排排小屋，陪衬着皇气逼人的三大殿。导游会讲解：那些小屋就是太监们住的地方。
第三部分T：太庙 Taimiao
太庙大殿东庑殿
与天地神圣的社稷坛相比，太庙的人间烟火味恐怕更浓一些。它是皇帝的家庙，里面供奉着皇族祖先的牌位。然而皇家的祠堂盖得可豪华了，比民间的庙宇更显尊贵。明清两代，皇帝的家谱或许并没有多厚，却是跟中国近六百年来的历史混淆在一起的。在紫禁城里住过的皇帝，前前后后共有24位（没算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作为旧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
太庙与皇帝们的“家务事”密切相关。皇帝从登基开始，直到结婚、生子，以及出征或凯旋，每逢此类大事，都要亲自出马，去太庙祭祀列祖列宗。既是尽一尽孝道，又在请求九泉之下的祖先保佑，希望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家族越来越兴旺。
希望终归只是希望。皇帝家的香火，最后还是断了。自从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台，太庙顿时变得萧条了。那里面记载着封建时代的风烛残年。
正如社稷坛被辟作中央公园，太庙也不再是皇帝家的“自留地”了。若干年后，它改换了门庭，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天安门东侧，同样开凿出一道大门（和中山公园大门左右对称）。门牌上“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七个字，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题写的，龙飞凤舞。据说这一设想，也是布衣出身的毛泽东的点子。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自然有权利将皇帝的家庙改造为自己的乐园，这真正是一种翻身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劳动人民文化宫经常举办特价书市，往往以很便宜的价格、很少的钱，就能买回一大捆打折处理的旧书。帝制早已过期作废，皇帝早已一钱不值。不知末代皇帝离开紫禁城之前，是否举行过拍卖会，将王冠、权杖、龙袍、龙椅及宫中的其他器物全抖落出来，摆在地摊上降价处理，挥泪大甩卖？
前几年，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就是在太庙演出的。门票颇昂贵。这老谋子，真会选地方！
太庙的往事，曾出现在林语堂笔下：“在中国社会，祖先崇拜在生活中历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坐落在皇城东南角的皇室祖庙—太庙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年中每个季节的头一天都要供奉牛羊来祭祀先帝的灵魂。按照古代赶庙的习俗，每当做出影响皇族前途命运的决策时，都要在此向死去的亡灵一一通告。与普通人家的祖庙不同，皇家太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殿堂被分成各个祭室，每个祭室供奉一位皇帝，而且为每位皇帝和他的后妃设有御位。皇帝御位置于中央，两侧是皇后的御位。例如，康熙有四位皇后，便另设有四个御位；乾隆有两后，咸丰有三后，可怜的光绪只有一位皇后。庭院里有古老的松柏，许多乌鸦栖聚在上面。这些鸟凭经验已经知道这个场所是禁止射猎的，在中国其他地位的许多祭祀场所也是如此。”看来在太庙里，先帝的灵魂同样需要私密空间，不仅各居一室，面积还很宽大。
至于那些通人性的鸟类，更是把太庙当成自己在北京城里最后的避难所（或避风港）。它们，也真会选地方！
跟门庭若市的民间寺庙相比，太庙是不对外开放的（皇帝在的时候），因而显得格外庄严、肃静，甚至有一点点阴森。当然，太庙也会定期举办“庙会”的，可那是一个人的“庙会”。一个人很孤独地在这里祭奠祖先的亡灵。不，还有一大群长舌妇般聒噪的乌鸦陪伴着他。直至他自己也成为众多亡灵中的一员。皇帝的一生，亦不过如此。
自从太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原先的门牌就取消了，被撤换下来，闲置在紧锁的祭堂（作为仓库）里达数十年之久。最近，这块蒙满尘埃的写有“太庙”字样的匾额被找了出来，重新悬挂在通向紫禁城的西门上。据说是希望逛故宫的中外游客能顺便拐过来，看看明清皇帝的祖庙。毕竟，瞅着故宫的生意越来越火热，一墙之隔的太庙难免会有点眼红。客观地说，太庙确实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必要的补充。逛完紫禁城再逛太庙，能对古代的宫廷生活了解得更全面一些。太庙里的园林、殿堂已年久失修，也该借着旅游热好好地修理一番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恢复了对皇帝的崇拜，而是表明：他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历史。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否则的话，未来的孩子们将不了解太庙坐落于北京城的何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将不知道所谓的太庙是什么。即使现在，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却不知道太庙。太庙，北京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往事，已经被永久地打入了冷宫。
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