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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比同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显得土气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并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正所谓“大隐隐于市”也。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将其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似乎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把它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第一部分B：八道湾 Badaowan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说：“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
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便收拾行李与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则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上书“苦茶庵”。
这座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如今已荡然无存
张中行老人说：“我由上学时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称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张中行在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后，还多次以学生的身份前去拜访：“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北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茶庵给张中行的印象是萧条困顿的，他甚至引用了“门可罗雀”的成语，其风格大大迥异于梁实秋眼中的。毕竟是两个时代了，就像有两个苦茶庵一样。那么，哪一种更真实呢？这同样不好说。
后来电视台采访鲁迅故居在八道湾拆迁区中的存留问题，镜头捎带着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墙斑驳，光线昏暗，原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旧宅没有二样，惟一的区别是屋檐下镶嵌了一排褪色的砖画，尚有那么点文化气息。想当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视着这典雅的画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吗？那一切都被风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缝间寄出的“雨天的书”，在中途就搁浅了。风雨中摇摇欲倾的苦茶庵，不再是惟美主义的空中楼阁。还是鲁迅的《野草》说得好：“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遗憾的是，枣树兄弟也闹过矛盾。斯人俱往矣。
有几位居委会老太太曾在电视镜头前一边晾衣、洗菜，一边回答记者提问（大意）：连鲁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们交代呢？到哪儿重新盖一座呢？八道湾，这座曾旁听过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为两位文化名人的物证，而今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生意红火的房地产公司。看来，在金钱面前，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妥协的，甚至妥协到虚无。
八道湾，这个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地名，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吗？
第一部分B：八旗子弟 Baqizidi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为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清帝进京之后立刻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大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
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也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十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
八旗子弟从扬鞭跃马演变为提笼溜鸟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退化为“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只会割地赔款，只会忍辱求和？他们的膝盖不再是铁打的了，他们的营盘、城池乃至江山，也不再是铁打的了。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亡国的命运。他们，把祖传的基业全送进了当铺里。
这些“微小的地方”确实是旗人文化的典型之处。北京的茶馆是靠八旗子弟泡出来的，北京的戏园是靠八旗子弟捧出来的，但他们最终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给葬送了—他们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这种文化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武力，更磨损了他们的志气。旗人由骁勇善骑射的草原民族变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其铁定的前提—富裕和闲适。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真令人难以置信：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他们恍然醒悟了敌人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自身却又如此弱不禁风。仔细想一想，倾家荡产的八旗子弟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当然，他们典卖的不过是祖传的房地产（俗称“吃瓦片”），而皇帝与太后出手更为大方，动不动就割地赔款。难怪有人说：殖民主义者的使节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谓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什么的，都带有当票的性质，是为了苟延残喘而赊借几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后，爱新觉罗氏对北京的统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随之解体。
第一部分B：白石桥 Baishiqiao
国家图书馆附近，有桥名曰“白石”。现在已经见不到当年的桥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立体交叉桥。
据说国图所占之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遗址。“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粱）河。”（引自《元史·世祖纪》）香火好像还很旺盛。可有一条高粱河（通惠河之上游）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绕一段路，借广源桥或高粱桥过河，往返极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便在大护国仁王寺门外以白色石块砌筑一跨河小桥，俗称白石桥。桥北有路，可达魏公村—时称畏吾村，为元朝色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