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来的。算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似乎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他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革命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始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
对读书人而言，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现名为国家图书馆）堪称精神上的朝廷，踏进其门槛，令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之欲望。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过驻扎着文武百官、嫔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风吹去。而堪称中国一号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之丰、读者之广，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圆。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牍泛黄的古籍藏在深宫人未识，又有多少才子与名流曾经在图书馆的翘檐下进进出出？这已然和历史一样，渺如烟海了。图书馆是书的别墅，使书享受到贵族的待遇；而读者则是永远的香客，永远的朝拜者。北京图书馆乔迁白石桥，坐北朝南，层楼叠嶂，有着水磨石墙面、绿琉璃瓦和落地玻璃门窗，就建筑风格而言，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于它的前身、它的渊源，则如老树虬枝，盘根错节。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像图书馆那样，安抚知识分子的灵魂。它是我们朴素的皇宫，清贫的教堂。先知的声音在这里活着，鱼在水里活着，历史在纸上活着、甚至呼吸着。花园还是花园。假山石还是假山石。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坐在阳光照耀着的大理石台阶上，抽烟、辩论、思考、沉默或呐喊。他们这是在向岁月借火呀，用双手笼络住风中摇曳、硕果仅存的一根火柴，作一次炊烟袅袅、神曲悠扬的深呼吸……读书是会上瘾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思想的瘾君子也。
第四部分W：万宁桥 Wanningqiao
由地安门往钟鼓楼去，会遇见某古桥遗址。桥面基本已与两端的水泥马路持平，感觉不到什么坡度，惟一可以作证的是两侧孤零零立着的残损桥栏。此即作为元大都核心的后门桥。恐怕因为地安门是明清皇城之后门，老百姓习惯了以此相称。查古籍，其原名为万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万宁桥与什刹海（古莲花池之一部分）互为依傍，犹如唇与齿的关系：水为唇，桥为齿。此桥建立后没多久，即赶上了一项“大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忽必烈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规划方案，引昌平白浮诸泉入大都西门水关，扩充积水潭容积，使水由万宁桥东南流，出城东水关，经大通桥直至通州……京杭大运河与大都城终于首尾相衔，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至天子脚下。忽必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使积水潭一举成为大运河的终端码头，不仅方便了货物的长途运输，还促成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古称斜街）“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有骆驼市、牛马市、鹅鸭市、羊市、米市、面市、绸缎市、皮毛市、帽市等，盛况空前。
旧时万宁桥
今天万宁桥上依然车水马龙
这项工程的效率极高。仅仅是在第二年秋，忽必烈自蒙古大草原避暑归来，宝马御驾穿过万宁桥，看见桥下有舟楫往来，而西侧的水域沿岸更停泊着无数粮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当即为新修的漕道起了个很吉利的名字：通惠河。万宁桥，记住了这位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之君主的一喜！
万宁桥，可以借助滔滔流水梦见南国了，甚至梦见西湖的断桥。从西湖到什刹海（积水潭），中间再无阻隔。
元惠宗时的集贤大学士许有壬，喜欢填词，先填了一首江城子，题为《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犹觉不过瘾，又填一首蝶恋花：“九陌千门新雨后，细染浓薰满目春如绣，恰信东君神妙手，一宵绿遍官桥柳……”他所描写的“天桥”与“官桥”，都是指万宁桥。那时的万宁桥一带，肯定栽种着许多杨柳，千丝万缕，绿意浓得化不开。洇透了古人的诗句，也洇透了后人的思念。
万宁桥属于“桥闸”，具备双重功能：既是桥可通行，又可当闸以制水。郭守敬开凿漕道，将积水潭作为水库，而又在通惠河沿途设立闸坝十处以资控制，有船来往方提闸放水，平常则紧闭。看来真够节能的。设在万宁桥下的叫澄清闸，又名海子闸，是积水潭（旧名海子）之水流的第一道关卡；同时，又作为大运河的终端，一路溯流而上的江南粮船，降帆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进入可抛锚卸货的避风港了。
假如说积水潭是元大都的胃，日以继夜地消化着整船整船的粮食，那么，万宁桥无疑属于咽喉，它吞噬过太多的财富。
直到明朝毁弃元大都，改造新城，万宁桥才真正感到了饥饿。积水潭，也一样地饥肠辘辘，“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引自《宸垣识略》）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下。大通桥取代了万宁桥的地位，而大通桥与万宁桥之间的这段旧漕道，即告作废。先是逐渐淤塞，最终断流。万宁桥，再也无法亲眼目睹江南的粮船了。朝代更替，它仿佛一夜间就老了。打掉了牙，只能往肚里咽。
如今，万宁桥道路一侧，立了一块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恢复了其古称：万宁桥。人们把这座残败不堪的石拱桥作为宝贝来对待，先是拆除两侧煞风景的广告牌，修补破损的雕花桥栏与望柱；继而又挖开被封堵的桥洞，并疏浚两侧的部分河床，使什刹海之水从桥下流过。曾经蓬头垢面的万宁桥，终于可以在水中照一照镜子，梳妆打扮一番了。
再见万宁桥，它已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甚至流露出几分娇羞的神情。
在清理淤堵多年的河道时，挖掘出五六件巨大的镇水石兽，皆是通惠河之旧物。维修者依照昔时之格局，将这一系列出土文物砌在河岸。凭栏俯瞰，能看见这一只只威风凛凛的石螭，栩栩如生地趴在水边，作吞吐状。
听说凿通桥洞后，有人很担心：七百余岁高龄的石拱桥，是否有力气承担现代化的交通？赶紧做了个实验，让数十辆满载重物的大卡车，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桥身上，发现桥梁的结构与框架并没有坍塌或变形。考试就算通过了。万宁桥呀，你的脊梁骨真够硬的！连“主考官”们都不禁感叹：瞧瞧古人的建筑水平，绝非当今某些豆腐渣工程所能匹敌。
以永定门为起点，前门、天安门，紫禁城午门与神武门，乃至景山、地安门，直至钟鼓楼，形成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全长约八公里。在这条横贯古今的中轴线上，万宁桥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与天安门内外的金水桥遥相呼应，从建造时间上而言，也算得上是兄长了。难怪明清时称之为后门桥呢。可惜，我们不够重视，使其遭受了太长时间的寂寞与埋没。
第四部分W：王府 Wangfu
恭王府的美景堪称北方园林的代表作
要想身临其境地了解清史，除了故宫之外，昔日王府也不可不看。那荒芜的台基、倾颓的殿堂、褪色的梁柱，可以帮助你想像，大清王朝的皇亲国戚们，是怎样在这偌大的庭院里锦衣玉食、生老病死的。
北京的王府多，仅1920年（已是清帝退位后第八年）的《北京实用指南》，就记载了其时有名有姓、建筑尚存或可查的王公府邸合计74所，还不包括那些已废弃、湮灭或失传了的。当然，那些气冲牛斗的王爷早已不在了。就像紫禁城里的皇帝已不在了一样。
皇帝是诸王之王，而诸王的地位，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王府的规模与豪华程度，也就仅次于皇宫。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里赞叹：“曾遍布九城，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宅第是四合院民居样式的珍品，也是北京建筑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珍宝。京都自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拓城始，修造了多少王府，已不可考。明代的王府今日已不可得，尚存的旧京王府基本是清代的。按清朝规例，皇帝之子成年后封王分府，根据不同的王位品级，按规定形制建府……”皇帝妻妾成群，其子孙自然形成庞大且复杂的根须。譬如，仅康熙就有35个儿子，乾隆的儿子也多达16人。龙子龙孙，如此繁衍下去，确实可形成燎原之势，更别提其他性质的皇亲国戚了，真正称得上是华丽的家族！这种依靠血缘关系所构筑的集体荣誉感是牢固的、繁华的，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甚至八旗子弟与之相比，都稍稍隔了一层，顶多算是远房亲戚。八旗子弟的尊贵与奢侈就已经够出名了，但若是跟“龙生九子”的王爷们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北京的王爷多，王子多，格格也多—当然，北京的金枝玉叶，早已离散或失踪了。借用毛泽东的诗句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粪土当年万户侯。北京形形色色的王府，也一律依偎于西风残照：要么已多年失修、尘埃满面，要么则改为民居或国营单位办公地，而有些运气好的，譬如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详见P87“恭王府”），修复后开放，供游客参观，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园。
王府井（详见P246“王府井”），一个以“王府”命名的地方，这条已经成为北京现代都市繁华标志的街道上，曾经居住过多少王爷？今天的人们身临其间，能否感受到一点贵族的气息？
大清江山的开创者中，比较著名的有八大“铁帽子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等八大亲王是大清基业的台柱子，各霸一方，身后延续着八大家族。而八大王府里又繁殖了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仅从第一代睿亲王、肃亲王的下场就可看出，所谓雷打不动的“铁帽子”，有时又像瓷器一样脆弱，说摔碎就摔碎了—当然，说补也就能补起来。说到底，皇帝才是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