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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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赛宁-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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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星火》周刊1955年第48期。
    心头不由地袭来一种凄凉的感觉,慨叹家乡的宁静之余,创作了《我又回到
这里自己的家……》一诗,抒发了对离愁和对童年的怀念之情:我又回到这里自
己的家,我的故乡,你沉思而又温柔!
    ……
    往昔曾一起欢娱的友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的脸庞……
    返回部队后,叶赛宁被安排在皇村的一座陆军医院供职。直到1917年爆发二
月革命他才离开了军从,加入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二月革命推翻了临
时政府,叶赛宁于3 月17日被派往国家杜马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供职。有感于3 月
3 日在彼得堡马尔索夫广场为二月革命牺牲者所举行的隆重葬礼,叶赛宁创作了
《同志》这首充满了革命激情的诗。同年5 月底他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在那
里度过6 月和7 月。正是在伟大转折的1917年叶赛宁在诗中抒发了对故乡和祖国
未来的美好憧憬之情:明天一早把我唤醒,让我们小屋里点亮油灯。
    都说我不久将会变成大名鼎鼎的俄罗斯诗人。
    十月革命爆发时,叶赛宁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称自己“整个地站在十月
一边”。十月革命的风暴带来了叶赛宁诗歌创作上的转折,使他面向革命题材。
《天国鼓手》(1918)正是革命题材的诗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
然而,当时叶赛宁尚未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寄托于革命是建立
“农民的天堂”(《伊诺尼亚》,1918),以代替农民世世代代所处的不合理的
地位。
    1918年3 月,莫斯科被宣布为国家的首都,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叶赛宁也随之迁居莫斯科。以叶赛宁为首的一批诗人,
当即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出版合作社:“莫斯科语言艺术家劳动组合”。根据叶
赛宁的倡议,出版工作者接受了“新纪元”
    这一概念,即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算起,作为“新纪元”的开端。
从此,这个出版合作社所出的书,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新的社徽和新的纪年。社
徽系一只报晓的雄鸡,纪年则是“一世纪第二年”字样。
    这一徽记本身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而印有这一徽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如今却
已成为苏联几家大图书馆的珍本了。叶赛宁采用的雄鸡报晓作为徽记,其含义是
很深的。对俄罗斯劳动人民来说,雄鸡历来是欢迎黎明和旭日东升的象征:雄鸡
以自己的歌声呼唤光明、驱除邪恶与黑暗。叶赛宁就是以这一形象来代表新时代
的诞生,并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同新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莫斯科当时正处在饥
饿之中,纸张匮乏、昂贵,“劳动组合”资金不足,很快也就破产了。叶赛宁回
到康斯坦丁诺沃小住,亲眼目睹了农民“无偿”地分得了土地的喜悦。诗人的革
命激情空前高昂和振奋,并以宗教象征的形象创作出《约旦河的鸽子》一诗。
“约旦
    河的鸽子“源自圣经故事:基督在约旦河行洗礼时,见到从天而降的鸽子在
其头顶上空翱翔——此乃上帝为他祝福的征兆。该诗表达了诗人向往革命、变人
间天堂的广泛联想和憧憬:人们啊人们,我的兄弟!
    我们大家都会在将来,定居在幸福的村庄里,在那里踩出一条银河来。
    逝去的和正在消逝的,切莫舍不得把它丢弃,在盛开铃兰的地方,定比我们
的田野美丽。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叶赛宁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接近,甚至与盖拉西莫夫合作
创作了一个革命题材的电影剧本《霞光在召唤》。叶赛宁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文学
创作中。
    噢,我满头的灌木丛已经枯萎,诗歌俘获我,使我变得憔悴,我终被判处在
感情的苦役中,去把叙事诗的磨盘苦苦地推。
    《无赖汉》(1919)中的这一诗节,使人看到叶赛宁与诗歌创作的不懈之缘,
正如那著名的“红鞋”使女主人公无法停住舞步,叶赛宁直到临终前还在进行诗
歌创作,甚至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绝命诗。
    1919年,叶赛宁成为意象派诗人,并参与发表这一流派的宣言,赞成“形象
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让语汇摆脱内容”等“纯艺术”口号。
毋庸讳言,意象派的诗是谈不上重大社会内容的。叶赛宁不久就意识到自己的这
一迷误,渐渐脱离了意象派,并在《生活与艺术》(1921)一文里对意象派作了
批判,指出诗歌中只有“语言与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对艺术持这样一种态度是
“极其不严肃的”。他把艺术看作是“表现理性内在要求的重要手段”。这一时
期,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1921),热情歌颂俄罗斯
18世纪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
    第三章石破天惊的《普加乔夫》在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中,有关农民起义的历
史题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还是在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学校就读时,叶赛宁就
对俄国13世纪为抗击鞑靼人入侵而献身的梁赞勇士叶夫帕季。科洛弗拉特的传奇
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就写了一首诗,名为《关于叶夫帕季。科洛弗
拉特的传说》,以后又对它进行加工修改,诗的名称也稍有改动,定为《叶夫帕
季。科洛弗拉特之歌》”1914年,叶赛宁创作了长诗《乌斯》,对俄国中世纪英
雄斯捷潘。拉辛的战友乌斯给予了歌颂。(《乌斯》又名《瓦西卡。布斯拉耶夫
》)同年,诗人还创作了叙事诗《玛尔法。波萨德尼查》,写15世纪下半叶诺夫
戈罗德城在妇女领袖玛莎的率领下,反抗莫斯科强权吞并并与之浴血斗争的历史
故事。1919—1921年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其中诗人首先重视的是再现人民
起义的历史画面,展示俄罗斯农民的内心世界。就对待起义、革命的态度来说,
世世代代与“三间破屋”有着血肉联系的农民常常是消极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
命运:我们哪管头一排砍倒的小草?
    只要不来收拾我们就行,只要不对我们,只要不把我们的头颅像割母菊的头
那样砍掉就好。
    普加乔夫想要推动社会前进,但要克服农民身上的这种小私有者自发势力的
消极观念,似乎却无能为力。整个诗剧都是建立在抒情的基础上。
    主人公普加乔夫的独白,往往在开头部分是慨叹性的抒情。1921年是新经济
政策开始的一年,而对叶赛宁来说,这一年首先是他完成诗剧《普加乔夫》的一
年。诗人在俄罗斯历史上农民反沙皇的斗争中审视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前景。在
叶赛宁笔下,普加乔夫既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又作为一个富有人性的普通人出现
在读者面前。诗人以独特的抒情笔触突出主人公普加乔夫对祖国的爱,对平民百
姓的命运的关心,以及对贵族压迫者的满腔仇恨。即使在最终的悲剧时刻,普加
乔夫所想到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祖国的命运:……这就是她!
    这是她收买了你们,这个凶恶、卑鄙的衣衫褴褛的老太婆。
    这就是她,就是她,披散着起伏荡漾的霞光般的柔发,她竟想让这亲爱的国
家在她冷冷的微笑下倒下……
    在诗剧《普加乔夫》中,叶赛宁着重于塑造心中主人公——起义领袖普加乔
夫的形象,揭示其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灵魂。同样,诗人也塑
    造了普加乔夫周围的一些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但诗剧中没有一个贵族人物
和女性形象。关于这一点,叶赛宁曾直言不讳地说:“有关资料我研究了几年,
并且确信,普希金有很多地方错了。我并不是说他有自己那贵族的观点。比如说,
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好,历史作品中也好,我们能够找到的起义者的名字是很少
的,但镇压者的名字或者死于普加乔夫之手的那些人的名字却很多。为创作自己
的这部悲剧,我查阅了许许多多的资料,而且发现普希金在不少地方的描写可说
是不真实的。首先,对普加乔夫这一形象的处理便是如此。须知,普加乔夫是一
位极有才能的人,他的战友当中许多人都是个性鲜明的高大形象,可这在普希金
的作品中似乎影踪全无了。”
    叶赛宁的《普加乔夫》这一作品的历史主义,首先表现在诗人力图揭示起义
的社会原因:农奴和贫苦的哥萨克备受压榨,流血流汗;边疆少数民族在俄罗斯
官僚统治下呻吟;牛马不如的乌拉尔工人愤而反抗。
    凡此种种都构成了农民暴动的必然因素。烈火干柴的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局
面:叛乱即将扬起风帆。
    我们需要率先投石块的人。
    诗剧《普加乔夫》最初的名称是《关于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的伟大进军叙事
诗》,这并非偶然。农民对沙皇统治的不满和仇恨,酝酿了这场具有人民运动性
质的革命暴风雨,在当时堪称动摇了“帝国统治”的“伟大进军”。在故事情节
的展开过程中,诗人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把握了俄国农民性格的多面性和意识
的自发性。其中既有力量的源泉,又有弱点和缺点的根源。在这一基础上,诗人
注重对起义农民的心理分析,以便让读者看到:农民何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
这条道路对农民来说又何以困难重重。联系叶赛宁早期诗歌创作的“农民倾向”,
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之所以对普加乔夫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产生了兴趣,其主要原因
在于探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革命的“风暴”要把作为一个农民国家的俄罗斯
引向何处?诗人通过对这位18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的歌颂,寄托了对广大农民的同
情和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你们并非无足轻重,而将成为主人。”
    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诗剧《普加乔夫》继承和发扬的是《伊戈尔远
征记》的诗歌传统。其中有关情节之外的景物描写是相当突出的。
    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紧紧扣住了剧情的发展,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的背景
和铺垫。例如,当普加乔夫被叛徒捆绑起来时,他的慨叹和回忆:青春啊,青春!
有如五月之夜,你在草原的省份像稠李不再喧鸣。
    蓝色的夜幕在顿河上空慢慢浮现,从干枯的小树林送来焦糊的气息。
    一轮宽宽而又暖暖的月亮,在小屋上空洒下金色的石灰浆。
    远处,公鸡有气无力地沙哑地啼了一声,
    寨门就朝撕破了的鼻孔里打着尘的嚏喷,铃声惊动了昏昏欲睡的牧场,越飞
越远,直至在山那边劈成碎片。
    天哪!
    莫非死期到了?
    《伊戈尔远征记》那沉郁而悲壮的基调时时体现在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
》之中。请看主人公普加乔夫面对雅伊克河水的沉思和长叹:雅伊克,雅伊克,
你曾用着受压的百姓的呻吟把我呼唤。
    那晚照中沉入了忧思的村落,气得鼓起了癞蛤蟆似的怒眼。
    不过我知道,这里的农舍——只是一口口木头制的洪钟,狂风布起阴霾把钟
声吞咽。
    啊,茫茫的草原,帮助我实现我的图谋让敌人丧胆!
    这情感沸腾的诗句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伊戈尔远征记》里主人公面
对第聂伯河和顿涅茨河滔滔之水长叹的诗节。这都表明,继《伊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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