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聂伯河和顿涅茨河滔滔之水长叹的诗节。这都表明，继《伊诺尼亚》、《约
旦河的鸽子》、《天国鼓手》之后，诗剧《普加乔夫》标志着诗人的创作是反映
人民斗争这一课题的现实主义概括的一个伟大转折。
从1967年起，叶赛宁的这一诗剧就被搬上了苏联大城市的几家话剧舞台，成
为保留演出的剧目。著名诗人维索茨基在话剧舞台上成功地扮演过诗剧《普加乔
夫》同名主角角色，并引起轰动。波兰和意大利等国也相继改编和演出这一诗剧。
然而，在创作诗剧《普加乔夫》的同时，叶赛宁还创作了一些“城乡对立”
的抒情诗，流露出诗人对未来“机器王国”可能征服农村的忧虑心情，担心城市
和工业的发展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会破坏大自然的美。
诗人曾满怀激情地讴歌过耕牛和农村田野，害怕“铁蹄钢马”（火车）、公
路和电线杆对农村的“侵犯”，对自然风景的“扼杀”。此外，叶赛宁当时还在
颓废文人“过分的和虚假的赞美”声中一度陷进了色情颓废的泥坑。他常常和围
绕着他的一群食客“朋友”在小酒馆里喝烈酒，有时还由于酗酒肇事而在警察局
的冷板凳上过夜。随着《无赖汉》、《无赖汉的自白》、《闹事者的诗》等为标
题的诗相继问世，以情绪颓唐、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为标志的“叶赛宁情调”这
一名称便在文艺界出现了。“叶赛宁情调”的产生是有其重大的社会政治原因的
：1920年夏末，叶赛宁从莫斯科回到故乡康斯坦丁诺沃，目睹了农村没有火柴、
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凄凉景象，看到人们心头蒙
上的阴影和惶惑不安。诗人为农村和迷人的大自然景色的衰败而感到惋惜和痛心，
为农民请命，为大自然哀叹，于是创作了《我是最后的农村诗人》一诗，献给自
己的朋友马里延戈夫（1879—1962）。此时诗人
对工业时代的进步前景还看不清楚，依然留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哀叹
“钢铁客人”对可爱的农村的进逼。于是，内心的迷惘、不安和忧虑全都倾注于
笔端：我是最后一个农村诗人，在诗中歌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
……
不久将走出个铁的客人，踏上这蓝色田野的小道。
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将被黑色的掌窝收掉。
……
那报更的梆子很快就要把我的十二点轻轻鸣报！
这里，当然不是指肉体的死亡，而是指在“铁的客人”——“城市的无情铁
蹄下”最后一个农村的诗人的诗之“毁灭”。美丽的大自然的被破坏势必导致诗
与歌的毁灭！
第四章一次婚姻1917年春天，年方22岁的叶赛宁应《人民事业报》编辑部之
约，前去洽谈诗稿问题。在那里他结识了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吉娜伊达
当时22岁，是一个具有“古典美”的窈窕淑女。他们一见钟情，三个月以后便结
婚了。
吉娜伊达。拉伊赫出生在奥勒尔市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工人运动的积极
分子，曾多次坐牢和被流放。吉娜伊达从小酷爱文学艺术，博览群书。她喜欢戏
剧，也学过雕塑，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鉴赏力的女子。
叶赛宁与拉伊赫婚后在彼得格勒的共同生活，对叶赛宁来说，是一生中惟一
的家庭幸福时期。在彼得格勒，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和有规律。他们住
在两间一套的居民楼里，家里经常宾朋满座。作家、艺术家、演员常常到他们那
里去作客。叶赛宁怀着极大的热忱创作诗歌，也常常为客人们朗诵。1918年3 月，
他们迁往莫斯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把他们安排在特维尔大街上的一座不大的旅
馆里下榻。那儿阴冷、潮湿，他们像普通居民一样，靠定量分配的一点食品充饥，
过着半饥半饱的艰苦生活。不过，他们充分理解当时的革命现实，仍然精神饱满，
勤奋地工作。不久，拉伊赫生下女儿达吉雅娜。拉伊赫带着女儿住到条件稍好一
些的自己父母那里。在这期间，叶赛宁便在莫斯科“流浪”，有时住在这个朋友
那里，有时住在那个朋友那里。他的这些朋友大部分是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意
象派诗人。而拉伊赫从1918年8 月开始，起初在地区军事委员会戏剧电影组，尔
后在省教育人民委员会艺术组工作。夫妻俩虽然频繁通信，相互为对方的生活安
排感到不安，但还是经常失去联系。1919年春天，拉伊赫终于带着女儿回到莫斯
科。她被安排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校外部工作，直接受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领导。然而拉伊赫此后在莫斯科与叶赛宁的共同生活为时并不太久，1920年初便
分居了。分居不久拉伊赫生下儿子康斯坦丁。①关于他们夫妻之间关系破裂的原
因，И。瓦尔沙夫斯基和И。霍姆楚克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时代、战争
破坏、困苦、生活的不安定、经常性的两地分居，归咎于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后在叶赛宁迷恋意象派之际迅速形成的那个包围圈。”②这里主要指以马里延戈
夫为首的那些玩世不恭的意象派诗人。拉伊赫不愿意叶赛宁成天同他们混在一起，
但又无能为力。“既然他已不再爱我，那么决裂岂不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做
事一向果断的拉伊赫这样想道。不过，他们之间的爱情之火真的熄灭了吗？
1921年秋天，吉娜伊达。拉伊赫成为梅耶尔荷德领导下的国立高等导演艺术
学校导演系的学员，跟爱森斯坦和尤特凯维奇是同学。拉伊赫还是在教育人民委
员会工作时就认识梅耶尔荷德，对他的为人和天才十分仰慕。在当时，梅耶尔荷
德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作为旧时代彼得堡皇家剧院的导演，梅
耶尔荷德只是在伟大十月之后才获得了新生，焕发出第二个青春，因为先前他被
白党打进了死牢。1922年夏天拉伊赫嫁给了自己的这位老师。他们专程去奥勒尔
把两个孩子接回①康斯坦丁于1986年病逝于莫斯科，他的姐姐达吉雅娜现居塔什
干。
②《叶赛宁传记片断》，《俄罗斯文学》1976年第3 期，第167 页。
莫斯科。梅耶尔荷德对拉伊赫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什么家务都愿意亲自
动手去做，连打针、治病也会，称得上是个行家。他风趣地把自己叫做“梅耶尔
荷德医生”。小家庭的生活气氛很浓，日子过得十分和睦、温暖、愉快。
此时叶赛宁悔恨莫及，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所珍贵的一切已经失去，再也无
法挽回。一想起自己的亲人近在咫尺，叶赛宁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悲郁之情，他常
常在梅耶尔荷德的住处周围徘徊，希望能偷偷看一眼自己的孩子，有时还会贸然
闯进他的家门。叶赛宁与拉伊赫之间的感情虽已破裂，但藕断丝连。在拉伊赫为
撰写回忆录而积累的材料里有这方面的记述。生活的真理告诉人们，幸福就在身
边时，你往往感觉不到幸福，一旦拉开了一段距离，也许你会切实感到先前那幸
福时刻的可贵。
叶赛宁与拉伊赫分手后的痛苦和惋惜心境，读者在诗人的下述诗句中也可以
找到本质的艺术概括：“脸贴近脸，面容难辨，大事远距离才看得见。”
爱情能成为使人向上的动力，失恋有时会使人沉沦。叶赛宁美化流浪者和无
赖汉精神世界的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就是在他与拉伊赫分手之后产生精神
危机的这一时期写的。叶赛宁的同时代人富尔曼诺夫认为，这一组诗虽然渗透着
“可怕”的思想情绪，但却富有“真正抒情的激情”。①与拉伊赫无法重圆的爱
情，构成了叶赛宁一系列忧伤抒情诗的基调。《致一位女子的信》、《黄昏紧皱
起黑色的眉毛……》、《鲜花对我说“别了”……》等诗都有叹惋与拉伊赫之间
的恋情的影子。在这些诗中，叶赛宁不止一次地把拉伊赫称为“亲爱的”，甚至
在诗的末尾直接署名“永远怀念您的人”，而在死前两个月写的《鲜花对我说
“别了”……》这首诗中，诗人仰天长叹：“我再也见不到她的面庞，再也见不
到我的故乡。”据同时代人回忆，每当叶赛宁朗诵《母亲的来信》一诗时，总是
在这样一节之前心情沉痛地停顿许久：在这个世界上，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你
轻易地把自己的妻子让别人娶去，你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友谊，没有自己的落脚
之地，你一头扎进了小酒馆的泥淖里。
这一时期叶赛宁精神上的苦闷和情绪的颓唐充分体现在他的这样的颓废诗句
里：就因为我不知道，爱情是传染病，就因为我不知道，爱情是黑死症。
《唱吧，伴着这该死的吉他唱吧……》①《富尔曼诺夫文集》第四卷，410
页，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
时间是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后来叶赛宁与拉伊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不论
是在出国之前，还是从国外归来，叶赛宁都时常去拜访梅耶尔荷德夫妇，他们都
彬彬有礼，坦诚相待。然而，叶赛宁内心却别有一番难言的隐痛，他常常默然泪
流。有一次，当他看到自己那天真烂漫的女儿时，不由地信口说道，有朝一日要
把孩子偷偷带走。拉伊赫为防万一，便把两个孩子悄悄地送往克里米亚藏匿起来。
不过，叶赛宁后来还是打听到孩子的住处，偶尔还是去看望他们。即使在1925年
12月，当死神已向诗人招手的时候，诗人也还是特意绕道前去同自己的孩子吻别。
当拉伊赫惊闻叶赛宁的死讯，她哭了一夜，第二天毅然专程去列宁格勒瞻仰诗人
的遗容。①她泪流满面地对朋友们说：我们大家都未能照顾好他，他太孤独了，
否则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拉伊赫在13年的艺术生涯里，曾成功地扮演了十几个角色，仅在《茶花女》
中扮演主角就达725 次，显示出惊人的才华。然而，她的命运却十分悲惨：肃反
扩大化时，丈夫兼恩师梅耶尔荷德于1939年6 月20日在列宁格勒被捕，而拉伊赫
本人则于7 月15日在家中遭人杀害。其后，1940年梅耶尔荷德死于狱中。
①《叶赛宁与当代现实》第375 页，同时代人出版社，莫斯科，1975年。
第五章一位殉情的少女叶赛宁去世一周年之际，一名少女在叶赛宁坟头开枪
自杀了。她在留下的遗书上写道：“1926年12月3 日我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尽无休地狂吠，但是这对他、对我都已无
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①这个殉情的女子名
叫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她于1897年生于彼得堡。她的父
亲是个俄国籍的法国留学生，母亲是格鲁吉亚人。
她5 岁时，由于父母离婚而被寄养在姨母家里，后被收为养女。1917年她毕
业于彼得堡中学，获金质奖章。同年她加入共产党，并考进哈尔科夫大学。国内
战争开始后，白军封锁了哈尔科夫。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力图越过封锁线，前往莫
斯科，去跟党的领导机关取得直接联系。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莫斯科，被安
排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作秘书工作。从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