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位少女
《新闻出版报》
纪伯伦
我爱过自由。越是看到人们受奴役、受蹂躏,我对自由就爱得越深;越是认识到人们服从的只是些吓唬人的偶像,我对自由的热爱就愈加增长。雕塑那些偶像的是黑暗的年代,是持续的愚昧把它们树立起来,是奴隶的嘴唇把它们磨出了光彩。不过像热爱自由一样,我也爱这些奴隶,并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盲人,他们看不见自己是同虎狼的血盆大口亲吻,他们并没感到自己是把毒蛇的毒液吸吮。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亲手为自己挖墓掘坟。我爱自由曾胜过一切,因为我觉得自由好像一位孤女,形影相吊,无依无靠,她心力交瘁,形销骨立,以至于变得好似一个透明的幻影,穿过千家万户,又在街头巷尾踯躅,她向行人打招呼,他们却置之不理。
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爱过幸福。每天醒来,我同人们一道把幸福寻找,但在他们的路上,我从未把她找到。在人们宫殿周围的沙漠上,我未能看见幸福的脚印;从寺院的窗户外,我也不曾听到里面传出幸福的回音。当我独自一人去寻找幸福时,我听到自己的心灵在耳语:“幸福是一位少女,生活在心的深处,那里是那样深,你只能望而却步。”我剖开自己的心,要把幸福追寻。我在那里看到了她的镜子、她的床、她的衣裙,却没有发现幸福本身。
我爱过人们,非常热爱他们。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可分三种:一种人诅咒人生坏,一种人祝福人生好,还有一种人则对人生深深地思考。我爱第一种人,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糟糕;我爱第二种人,因为他们宽容、厚道;我更爱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有头脑。
兄弟,我们不哭
深圳青年
邓康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大战役中,盟军的一队伞兵因飞机偏航而误投绝境。他们被捕了。
在德兵的刺刀下,俘虏们做着苦役,身形憔悴,支撑他们的是盟军一定会打过来的信念。
枪炮声一天天近了,德军脸上的乌云也越来越重了。一天黄昏,一阵急促的号子把俘虏们赶成一长排,周边是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伞兵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位年轻伞兵的手剧烈颤抖着。他想起了爸爸妈妈,还有可爱的未婚妻。他的眼睛湿润了。一位老兵紧紧抓住了他的手:“兄弟,我们不哭!”
一瞬间,所有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拉在了一起。
天地无声,枪炮声突然响了。万分巧合的是盟军在这一刻发动了进攻,正义的枪弹压过了屠杀的子弹,一些伞兵幸免于难,其中有那位年轻的伞兵。后来,他随大军攻克了柏林,当他凝望着纳粹“牺牲的兄长。他噙着泪喃喃自语:“兄弟,我们不哭!”
已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了,那种闪耀着人类光荣的精神,依然撼人心魄。
我们时常在攀高的路上摔倒,甚至从半山腰上滚下去,但我们不哭,因为山还在,我们的青春和激情还在,那么,我们最终有征服它的时候,我们有最后笑的时候。
熊家的儿子
美文
金圣华
小时候住在台北和平东路北师附小附近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巷里。那年头,台北还没有高楼大厦,因为怕地震,所以民居以平房为主。
当年住在两个相连的大院子中,院子里建了好几座独立的房子。房东是位慈祥和蔼的太太,自己住在院中独一无二的楼房上,像母鸡般拱卫着楼下的房客。谁要交不出房租,准可以又拖又欠,赖个不亦乐乎。房东太太的算盘只会打出,不会打进,一片善心,反而弄得自己时时手头拮据。
院子里有很多孩子,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都聚在院子中讲故事、数星星。每逢暑假,大人小孩都出来纳凉,这家搬出大西瓜,那家端上绿豆汤,大家围坐共享,好不热闹。
有一年,侧院搬来新邻居,姓熊。熊家有个儿子,年纪较长,脸圆圆,头大大,不爱读书。那年联考考不上中学,只进了夜校。
熊家的儿子沉默寡言,数学不好,听说只热衷于写小说,而且还想写武侠小说。
熊爸爸与熊妈妈时常吵嘴,有时候还拿儿子出气。院子里的邻居心目中认为功课差的就是坏孩子。没有谁喜欢跟熊家的儿子玩。
这熊家的儿子,长大了就是古龙。
从达利想起达利的书,震撼力很强,经久耐看,但是,并不令人喜爱得想据为己有。
喜欢的反而是达利设计的珠宝。
那一年,有幸在巴黎参观达利的回顾展,意外的是竟然看到了许许多多达利设计的精品。
珠宝一到达利的手中,不再是冰冷冷的金属或矿石,全都活了,像赋予了生命似的在眼前展现。
记忆中有一张极具诱惑力的樱唇,用红宝石镶嵌而成,唇中露出贝齿,细看是颗颗光润的珍珠。还有一棵华彩夺目的金树,树上挂满了各色宝石,像是童话王国的产物。
达利的设计,使人明白珠宝的妙用。
珠宝并不是用来挂在颈上或套在手上以炫耀财富的。稀世的奇珍,配上巧匠的心思,方能相得益彰,充分发挥美的极致。
大红衣服配上翡翠项链,彩蓝长袍佩上红宝胸针,首饰再醒目、再贵重,也不济事,徒然显得饰主庸俗不堪而已。
穿金戴银,必须注意美感的效果,否则,与身上贴满钞票无异。
多一只碟子从朋友口中,听到一则轶事:电子学教授陈之藩当年自美国来香港中文大学履新,临行之前,与夫人在家中整理行装。陈教授夫妇有一套精美的茶具,收拾装箱时,一不小心,打破了一只茶杯。
一般人的反应,一定是感到十分心疼,好端端的成套茶具,打破一只杯,如何去配?谁知陈教授的反应却不然,他莞尔一笑,坦然说道:“真不错,又多了一只碟子!”凡事从好处想,这种能耐,在现实生活中,确能使人受益无穷。
陈之藩教授不但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位了不起的散文家。他的散文集,如《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等,清新隽永,当年曾使我折服不已。如今回想起来,令我惊叹的,不仅仅是他那优美的文笔,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睿智与巧思。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一句老话,老得几乎令人不想再重复,可是生命的旅程,行行复行行,在漫长的旅途上,的确会遇上一重又一重的挫折。
每当失意时,总觉得别人为什么比自己幸运?别人生意兴隆,仕途平坦,财源广进,名成利就,自己为什么如老牛破车,踽踽独行在暮色四合的郊野上?果真如此吗?杯中只有一半水,有人喜滋滋地说:“好呀!还有半杯。”有人愁眉苦脸:“哎呀!只剩下半杯了。”分别就在这里。
不写回忆录记得有一次,看罗大冈写的《罗曼·罗兰小传》,书中提到在一大堆罗兰的手迹中,发现了一张小字条。
这字条是他十四五岁时写的,答应妈妈要好好用功,努力去投考法国最负盛名的理工学院……看了这段记载,就感到人生实在有趣。一个孩子写的便条,后来都成了墨宝。
哪家孩子没写过这样的条子?人真得出名才行呢!成了名家之后,当年的垃圾都成了宝。后人会千方百计从鸡毛蒜皮的小事中去发掘资料,以便撰文立传,或写研究报告。
可是立传对象当年的感情生活或内心世界,又有多少人可窥透?人心是个无底的洞,探之不尽,人往往连自己都不了解,更何况去了解别人?这世上有多少传记是真实无欺的?实在很难说。
历史是透过长距望远镜观察所得的内容,孰真孰假,难以确定。
传记是运用显微镜放大的图像,难保没有夸张渲染的成份。
除非是传记家贴身追随立传的对象,为他记下详细的起居注,就像“约翰逊博士”的传记一般。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一定准确无误。
人生处处都有“罗生门”,各人眼中看到的事物,必然会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偏差。
所以有些名人既不让人立传,也不愿意写什么回忆录!书与人有朋友在情场上轰轰烈烈地驰骋了一阵,终于累了,最后,收拾情心,悄悄退回书斋之中,终日与书本为伍。再听不到他唉声叹气,只觉他心情平和,仿佛一切都豁然开朗,天地广阔了许多。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对方喜则自己心花怒放,对方怒则自己心惊胆颤,对方的一笑一颦,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起落,这又何苦呢?面对书本,则完全没有这种麻烦。
择书比择友简单得多,不擅辞令、厌恶应酬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于书林之中,游目四顾,俯拾皆友。
看书,可以博览,可以细嚼,没有人会怪你喜新厌旧,也没有人要求你从一而终。你大可以从一本换到另一本,喜爱的书,不妨一读再读;不耐看的书,又可随手抛下,谁也不会因此而伤心失望。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那“书际关系”呢?只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再高深的学问也弄得明白。
手持一书,吟哦于四壁之中,神游于四海之外,既可以与老庄谈心,又可以跟柏拉图对话。心情烦闷时,济慈、雪莱在你耳畔喁喁细语,巴尔扎克为你搬演《人间喜剧》,还有李白、杜甫、王尔德、莎士比亚……一大堆才华横溢的朋友等着你呼唤前来。
找不到朋友时,为什么不翻翻书?□
羞色最美
辽宁青年
相亭
诗人泰戈尔曾经说,“美的东西都是有色彩的。”那末,世界上什么色彩最美呢?
人们可能回答表示热烈、喜悦、勇敢、斗争的红色最美,或回答表示庄重、醒目、光辉、高尚的黄色最美,或回答表示活泼、生气、健康、平和的绿色最美,还有蓝色、青色、橙色、紫色等等最美。其实,在所有的色彩中谁也比不上人的羞赧之色最美。
羞色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任何动物,包括最接近人类的猩猩,是绝对不会害羞的,自然也就没有羞色。德国名画家丢勒所画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各用一片树叶遮盖着他们的生殖器官,标志着人类最原始羞色的产生。随着由蒙昧向开化的不断进步,人对本身自爱自重意识愈加突出,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的心理活动愈加难免,于是,赧颜羞色也就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羞色是人类最天然、最纯真的感情现象。即使是最高明的艺术表演大师,可以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甚至可以摆耳朵、转眼珠,但让他(她)脸上立刻露出羞色来则就无能为力了。他(她)只可有羞涩涩姿,却没有羞涩涩色。
羞色是一种女性特色。诚然,男性也会有羞色,然而更多、更频繁、更鲜艳的羞色却总爱挂在女性的脸上;男性羞色上脸往往显得狼狈可笑,而女性羞色盈面却被认为天然合理。一提“红颜”谁都知道指的是女子(特指美貌女子)而不是男子,这“红”字显然不只是面部的青春红润,更重要的是与羞色有直接关系。红色的羞色象征着女性,但它往往稍纵即逝,所以自古女子就学会了使用红色的胭脂,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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