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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儿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刹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曲儿子了，因为我同着他的时日还长，我同着母亲的时日已短。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说。
这样，我们就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了。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的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很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散文二篇
张晓风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噗嗤的一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扰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散文二章（二）
中国
二我留在最边缘的海岸，一朵白云的下面。山河把我们分开了。海洋把我们分开了。分离得又长又远……让我们在回忆里相逢吧。一个人在灯下写信。
让我们在想念里相逢吧。一个人深夜还伏在桌上写日记……不要说这种相思令人苦恼，有时也很香甜。回忆愈久，想念愈浓，感情也就愈深……是不是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也有朋友，也有自己所爱慕的人……
散文二章（一）
刘湛秋
一我愿意看见一只只白帆。
在帆的上面，是飘动的白云和天空，在帆的下面，是温暖的船舱；在那里，生活不是僵硬的，而是在不停地流动和飘荡。
我愿意看见一只只白帆。
无论在小河，在大江，还是在海洋，它都在前进，在和风浪搏斗。在每一片鼓满风的帆里，都藏着一个美丽的幻想。
我愿意看见一只只白帆。我愿我们的生活像一片片白帆，永远寻求不冻的港。
散文三贴
台湾散文选萃
王鼎钧
猴子深秋的阳光明亮而犹有余温，冬的压力，轻轻的，从遥远处，向大地挨近。这季节，也许是人心最柔软的时候罢！
一个脏老儿坐在马路旁边向行人讨钱。
那老头儿，总有一年不曾理发洗头了吧，头发昼夜磨擦衣领，刷上很厚的污垢。脸上，那足以和头发相称的胡子，也把胸前的衬衣染黑了，前后连接成一张软枷。油腻的流汁从些沿着夹克上的纤维向下侵蚀，直到尽头，几乎要从那一线堤防上溃决。
人家说，头发里的油垢是生命力的表象。这老头儿的生命力都在什么地方消耗掉了？为什么不把自己弄干净一点？整个夏天，用自来水是不必花钱的。
如今，他坐在路旁的消防栓上，那不是一个人类能够坐稳的地方。他有一顶尚未变形的帽子，这是很重要的道具，在大厦门前的水泥地上睡眠的时候，他用帽子盖住脸孔，现在，他望着身旁的行人，从头上摘下帽子，举在空中，谄媚的笑着，转动脖子，期待施舍。
行人很多，没有谁注意他。美国的乞丐大都给人一种可畏的感觉，他们有尊严，令人联想到赤脚的人不怕穿鞋的人。这老头儿完全不同。也许他的身材太小了。
没人瞧他，只有他努力的、充满诚意的注视别人。他注意每一个人，朝他摘起帽子，从胡须的隙缝里放射笑意，目迎目送。一个希望破灭之后，耸一耸肩膀是另一个希望。他不停的摘帽戴帽不停的耸肩，动作完全机械化，这种动作不像是人的动作。
不管如何，他是诚心诚意的做下去，这里面有他盎然的生命力，直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孩经过。自“皇帝的新衣”以来，世上有多少事情坏在孩子的一张嘴上。
母亲拖着孩子快走，孩子却迟疑，留恋，不肯马上离开插在消防栓上的这个怪物。他用孩子特有的清朗的高音问：“妈，它是不是一只猴子？”
帽子停在空中，笑容僵在脸上，目光打落在地上。
他奋然起立，戴上帽子，拉一拉夹克，吓跑了母子。其实他不曾把那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朝百货公司走去。
他不会是去买东西吧？不会。我想，他是去找一面镜子。
胸像如果安放在纪念馆的胸像忽然说话，定是你永生难忘的经验。回忆起来，那天的事几乎就是如此。
夏季常有这样的好天气，气温三十五度，浮云蔽日，海风习习，扛个木架摆在路旁做小生意的人都出来了。有个中国人占了一小段地方，架起他替邱吉尔画的像，他替玛丽莲·梦露画的像，打开一把椅子。你如果坐上他的椅子，他就替你画一张，使你感觉足与邱翁玛姊并列。
起初，我没有看见那画家，也没看见邱吉尔和梦露，我的注意全被一尊胸像吸住。当然，我是说令我立即联想到胸像的一个人。他的两臂，在我们的Ｔ形汗衫所及的地方截去。大腿，除去和臀部相连的部位，也就所余无几了。他大概是在一次大手术后变成这般模样。但他完全没有憔悴，完全没有消沉，死去活来的大手术并未断丧他的元气和信心。他还年轻，不但胸部肌肉结实，脸上眼里也流露锐气。
他坐在那里被画。他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那中国画家认真工作，一言不发。
一个腰短腿长的美国佬，裤带歪在肚皮上，在旁跟被画的人说话。那胸像的眼珠在动，胸肌在微微起伏，嘴唇开阖，语调清朗流利。那作画的人一言不发，只是抬眼”“低眉，手不停挥，眼镜的障片闪闪，纸上的铅笔苏苏。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小一圈观众和听众。行人若非特别匆忙，不能不停下来看铜像怎样离开大理石的基座，现身街头成为血肉之躯。
失去四肢的青年毫不介意有人看他，他既未兴奋，也不自卑，倒是作画的人有些紧张起来。他正在仔细描绘残缺的部分，他好像为自己的残忍有些不安，说不定还因为他所画的并非邱吉尔而略感羞惭。被画的人频频以自己勃勃的兴致感染他，“他画的是全身吗？”“是，全身。”“对，我要全身，要你把我所有的肌肉都画”“上去！”我的天！所有的肌肉！
他画的真不坏。他拿着画像让他的顾客欣赏，折叠起来，放进轮椅上的一个袋子里。他依照顾客的指示，颤抖着，从那完好的胸脯上取出钱来。然后，那青年用牙齿操纵一个特制的开关，开动轮椅，梦一般的消逝在秋风里。
手相“专看手相，初谈免费”，朋友指着楼下的红纸条子告诉我，二楼有个半仙，灵验得很。我很怀疑人的一生休咎怎会写在掌上。朋友一面看自己的手一面说：“手相一定有道理，我来到美国以后，掌纹忽然增多了。”
不久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小姐登楼看相，相士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恭喜你，你快要结婚了。”这就是所谓初谈，这一句是免费的。老小姐担心：“婚后的生活有没有波折？”要他答复这个问题，你得交三十块钱。
谈到将来，相士告诉她命中有四个儿子。她把手抽回去。“不对吧，医生断定我不能生育。”相士再把她的手要回来，仔细看了，坦然作结：“你会有四个儿子。”
老小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故事的结尾是，她结婚了，自己虽无所出，却是四个孩子的后母。这个故事使一些在“专看手相，初谈免费”的红纸条子旁边经过的人，仰看二楼有景仰崇拜之心。朋友屡次数着自己的手纹约我一同去看相，我也答应了，彼此却始终不曾实行。
一天，“专看手相”的红纸条子换了新，“初谈免费”之外加上一行“二十岁以下半价”。传闻这天相士喟然叹曰：“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算算自己的命运，却偏偏不来；中年人老年人不必再患得患失，却偏偏要来。”这话在词句上也许有传闻之误，但是总使把双十年华远抛在后的人不悦。我想三十块钱将留在我们的口袋里，相士将剔出我的记忆档案之外了。
世事确实难料。几个月后，报上有个小消息，相士给一个青年看相，称赞他有财运，忽见对方脸上有诡异的笑容。那青年非常沉着的掏出手枪来。他失去了抽屉里的钱，口袋里的皮夹子。报馆记者闻风而至，问他报案也未，他连连摇手：“我看过他的手相，他没有牢狱之灾。不必报案，警察抓不到他。”
他对新闻记者说：“拜托你在报上添一笔，我很想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