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东根与蒙马特尔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但作画时却更像法国人。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远离现代绘画运动的大动荡（因为他反对一切艺术理论，他拒不参加在毕加索家里的晚上聚会），但他经常出现在上流社会妇女云集的巴黎沙龙。这些妇女都梦想能够让这位巨人给自己画一幅佩戴着珍珠、耳环的画像。不久以后，他在位于巴黎市内的当费尔…罗什罗街画室，组织了一些规模宏大的联谊活动。
安德烈•；萨尔蒙批评别人时总毫不留情。他评论凡•；东根绘画的色彩过重，并说凡•；东根很可能把手中的调色板与模特儿的化妆盒子搞混了。毕加索不久以后便离开了凡•；东根，或者因为凡•；东根认为在老家多维尔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使其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画家，或者毕加索永远不能原谅东根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画过数幅肖像，而且在作画期间他们两个还做过爱。（费尔南德自我辩护说毕加索也为其他许多女人画过像，她之所以要凡•；东根为她画像是为了报复……）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26节 兽笼（3）
凡•；东根在“洗衣船”的生活也曾经十分贫困，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后来他永远不愿意再回那个地方去。那时，他与妻子、女儿一起住在画室里。他的妻子贵丝是个素食主义者，家里天天只吃菠菜；他家里的人都很好客；屋里太小，除了床外，还有几个画架和一张桌子；旁边邻居家的嘈杂声；室内，夏天酷热难忍，冬天结霜；衣袋内仅有的几个苏也只够勉强养活孩子。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和安德烈•；萨尔蒙曾经多次凑份子，到最近的药店为他的孩子买爽身粉。等到襁褓中的女儿多莉吃饱终于睡着了，凡•；东根夫妇数数剩余的钱，看他们能否吃点什么。但结论经常是：不能。
沃拉尔德买了他的几幅画后，凡•；东根用他付给的钱，把家搬到拉马尔克街的一所公寓套房内，同时也为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做画室。从此，他家与菠菜绝交了，人们在蒙马特尔山上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巴黎市区的王宫方向，开始有了下馆子吃带沙司的菜肴和带血的肉的习惯。饭馆的老板乘机在餐馆外四周墙上贴出大量的促销广告，自豪地打出“画家在此用餐”的招牌。
在何处能见到凡•；东根把食物放入口中、嚼碎、消化它，并且吸烟呢？
请速到好孩子街10号
儒尔丹餐馆
胡安•；格里斯在巴黎也是拖家带口。他于1906年来到“洗衣船”，住进了凡•；东根腾空的房子。格里斯是一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面色晦暗，黑头发，黑眼睛。他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卡恩维莱后来描绘他时说：“一只生气勃勃的小狗，好心，多情，但有点笨手笨脚。”［摘自1946年出版的卡恩维莱的著作《胡安•；格里斯》］
与其他人相同，格里斯也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一直在向一些画报社出售素描画，直至有一天克洛维•；萨高特买了他的一批绘画作品，才算结束了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拮据日子。在画室的墙壁上，他用炭笔写了许多数字，记录他在蒙马特尔山上的各家商店赊购物品的数量。一旦他收回一笔钱，立即要求勒韦迪结算一下，尽早清还一些债务。
格里斯住在“洗衣船”，但他逃避“机灵兔”嘈杂混乱的混沌生活。他很少喝酒，只喝咖啡。人们经常遇见他一个人情绪低沉、萎靡不振地蹲在“猎人馆”的过道里，用左手抚摩着其同胞家的小狗，看它是否咬他，右手仍然在继续作画。
毕加索对胡安•；格里斯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嫉妒。他对热尔特律德•；斯坦和格里斯之间的友谊、对卡恩维莱与格里斯之间的友谊一律耿耿于怀。在20年代，佳吉列夫Diaghilev（1872—1929），俄罗斯的芭蕾舞戏剧家。同格里斯签订了为他的新编芭蕾舞剧制作服装与布景的合同。接着他又出尔反尔，撕毁合同，将订货合同给了毕加索。这件事为这两位画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除格里斯的独立性和他也是西班牙人之外，老大（毕加索）对小弟（格里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再次证明毕加索一心想成为他的同伙中的老大，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只服从他一个人，任何人不得闹独立。
格里斯在“洗衣船”住了十五年。在他的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对他至关重要：1913年认识的约瑟特和他儿子的母亲。天气好，阳光充足时，他用襁褓布把儿子吊在窗户框上晒太阳。毕加索十分喜爱凡•；东根的小女儿，也同样喜爱格里斯的这个孩子。
格里斯在40岁时死于白血病。在医治过程中，医生将白血病误诊为结核病。他死得很惨。那时他住在布洛涅，在卡恩维莱家的附近。卡恩维莱在他的花园里，常常清晰地听到他的朋友痛苦的呻吟和惨叫声。
得知其同胞去世的消息之后，毕加索很伤感。热尔特律德•；斯坦非常气愤，严厉地训斥道：“请收起你那些迟到的眼泪吧！”……认为他不该在格里斯生前嫉恨他，死后才表现出假惺惺的痛苦。
在居住在“洗衣船”的画家们当中，格里斯是最不接近毕加索帮的人。其他人吃、住、活动都在一起，甚至衣服都可以换着穿。
星期天，这帮人到圣皮埃尔市场选购相同的衣服。他们一起在蒙马特尔大街上溜达时，简直成为街头一景，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观望。
由于严格执行他们那个画派的绘画规则，德朗连服装都换成了野兽派画的色彩：绿色套装、红色坎肩、黄色鞋子、带黑褐色格子的白色大衣，这一切均为直接从英国进口；再晚些时候，他们的装饰稍微朴素一些，全部为蓝色：工作时穿蓝色工作服，为了外出活动时有套干净衣服，全蓝色套装按照干净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衣柜内。
弗拉芒克也是萨图学校的弟子，穿着格粗花呢外衣，瓜皮帽上带有一根松雉鸟羽毛和一条木质的多色领带。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这种领带的双重用途十分欣赏：受到打击时可以当警棍，反过来，可以弹响绷紧固定上面的猫肠子，当小提琴用。
应邀赴晚宴时，由于知道别人期望着他与众不同，马克斯•；雅各布总是着意地精心打扮一番。他把自己装扮成魔术师：真丝披风、折叠高顶礼帽和单片眼镜。
安德烈•；瓦尔诺穿一件丝绒披风，弗朗西斯•；卡尔科戴雪白手套（这样的手套他有四打），马克•；奥尔朗着彩色毛衣，穿自行车运动员的袜子。在蒙马特尔街上溜达时，身后紧跟着他的短腿猎犬。
毕加索为生产锌制品的工人选择的是蓝色工作服、草底帆布鞋、一顶帽子，以及同样是在圣皮埃尔市场上买的带白点的大红棉布衬衣。他曾经试图留胡须（在他于1906年画的《蓝色自画像》中，他留有胡须），很快又全部剃光。最后，他对画家们疯狂的表现欲十分反感。正是这一原因，当他放弃神话般的蓝色时期的时候，批评莫迪利阿尼以及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的不良言行。然而，在“洗衣船”时期，意大利画家的衣服整齐干净人所共知，同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有着相同的服饰习惯，从不穿奇装异服。
拉维尼昂的画家们，穿着这些离奇古怪、变化多端的服装，从事着超现实主义的活动：他们一边顺着街道往下跑，一边喊叫：“兰波万岁！打倒拉福格Paul Laforgue（1842—1911），法国政治家。！”他们的行为有时酿成事端，最后总是以斗殴结束。一天，他们已经过了塞纳河，又返回到艺术桥上。为了表现自己力气大，德朗扭弯了河岸陡坡的护栏。接着，他及妻子都投身到又打又骂的混战当中，直至宪兵队将他逮住。整个事件以全部警察出动作为结束。
乱世出英雄，一切混乱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对于非官方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超现实主义者们喜欢这些可诅咒的诗人。与在戏院里的层层叠叠的座椅上看戏相比，他们更喜欢到加莱特红磨坊去跳舞。花四个苏，就可以跳整整一个下午的四对舞和波尔卡舞，既温暖了脚板，也温暖了心房。不久，他们发现了非洲艺术的奇特形式。在此期间，毕加索帮的艺术家们都走下蒙马特尔山，到巴黎街头为另外一些艺术家——拳击手和街头卖艺的艺人，鼓掌加油。这些人同蒙马特尔山上的艺术家们一样，也是一些彻底抛弃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人。
I 蒙马特尔山丘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第27节 街头艺人（1）
孩子拉着我的手，我保护他免受厄运的折磨。
马克斯•；雅各布
毕加索羡慕勃拉克和德朗练习拳击。
有一次，他也戴上拳击手套试图狠揍德朗一通。出乎他的预料，对方正面一拳就轻松地把他放倒在地。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涉足这一行了，只满足于在他那一帮人聚集的拳击场上，痴迷地观看你来我往的激烈战斗场面。
他们也去杂技场观看杂技表演。过去他们最喜欢去的是费尔南多杂技场，后来更喜欢去由图鲁兹•；劳特累克、德加和索拉特负责粉刷工程的梅德拉诺杂技场。每星期去好几次。杂技团小丑阿莱克斯、利科、伊莱斯、安托尼奥以及刚刚干上这一行的格罗克都成了他们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对杂技的浓厚兴趣至死未变。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去布特—科蒙杂技场为已经成为“我们的木偶”联合会会员的吉尼奥尔鼓掌助兴。1905年，他在《非道德主义》（该杂志只出过一期，阿波利奈尔曾经担任该杂志的绘画、文学与戏剧专栏作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在罗马看到的意大利喜剧丑角和狡猾奸诈角色，并且把他们与毕加索联系起来：
这些身材苗条的街头艺人身穿华丽俗气的旧衣服。人们的确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老百姓子弟的气息。他们中间有：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人、狡猾的人、正直的人、穷困的人与骗子。
正是这些人将让毕加索喜出望外。
毕加索离开蒙马特尔高地，下到杂技场所在的罗什舒阿尔林阴大道后，就像重返欢乐快活与开放的世界。他从未像在梅德拉诺酒馆笑得那么开心。他不喜欢杂技场的前台，更喜欢后台。他为杂技团演员作画时，不画演出中的他们，而是画在路途中、排练中、家庭生活中，总之是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毕加索在1905年创作的以街头艺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充分反映出这是一个令他十分愉快的时期。（图13、图14）他同街头艺人的接触为他的“蓝色时期”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毕加索进入了“玫瑰时期”。这个时期比较长。有人将“玫瑰时期”归功于费尔南德走进毕加索生活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玫瑰期的风格源于他思想、眼界的对外开放，而这一开放始于马德莱娜走进他的生活。
马德莱娜是毕加索在费尔南德之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是毕加索的生活中从感情到艺术道路各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