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为布什选举而战斗的“铁三角”罗夫、休斯和艾伯，终于可以奔赴华盛顿了。罗夫和休斯入住西翼楼，而艾伯则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委员会工作。
随后的两年中，“铁三角”中的两个人先后宣布离开。休斯是第一个，说她将回到奥斯汀的家乡，在哪里她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建议。紧接着，乔·艾伯也宣布他要退休。罗夫虽没有跟着他们这样做，但结果也差不多。他一直坚持到２００２年的中期议会选举。作为历史上共和党最大的一次竞选胜利的策划人员，这位智囊将特伦特·洛特逐出了议院，让布什的亲信取而代之。
在那一年的年底，《纽约时报》报道说：“布什已经建立了最为强干的白宫管理层，其中囊括了至少一代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杰出人士。”
由于在国会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布什总统已经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即使是民主党人士，也说布什树立了在白宫的权威，在他四年的任期内也将是一片坦途。布什和他的主要政治幕僚卡尔·罗夫终于在参议院上演了一出好戏——尽管白宫人士不承认他们与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周五宣布的辞职决定有关，但资深的政治分析家都说，这绝对是白宫的授意。
而已经回到老家奥斯汀的政治盟友大卫·韦科斯，也说他丝毫不怀疑罗夫权力地位的爬升。
“从他到华盛顿之日起，我就说他一定会有今天。”
第三部分 时势造英雄罗夫将军（1）
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胜利。
——肯·维斯特华盛顿顾问
那种一顿普通的早餐就需要９９７美元的五星级饭店的安静角落里，进行一场有关战争需要牺牲的令人信服的争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卡尔·罗夫正在做这样的尝试。他像侍者那样，穿梭在餐桌之间，端送黄油和咖啡。而此时，在他白宫的房间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这个时候，听众希望罗夫作出说明，在总统处理古巴问题的方式与对待伊拉克问题的意图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当罗夫正试图说服两个质问他的人，说古巴禁运的事件并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时，他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往嘴里塞英国松饼了。在古巴事件中，白宫政府希望耐心等待古巴人民能够自己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耐心。
与古巴这个岛国开展贸易，将会给古巴人民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帮助。但是，这样也将会激怒布什总统激进的支持者：拥有美国国籍的古巴选民。如果总统不能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那么他想再次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的任务将会变得十分艰巨。而如果不能获得佛罗里达州古巴选民的支持，那么就很难在佛罗里达赢得胜利。所以，罗夫选择了通过对卡斯特罗实施禁运来处理古巴问题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至于疏远南佛罗里达的古巴人。
但是，他仍然坚持说，这一切与政治无关。
“你不能说在佛罗里达州美国籍的古巴人并不是平等的一部分，对吧？”
“是的，我们就是那么处理的。”罗夫说，“这样处理问题，好比选择了一个光滑的斜面。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当我同四位共和党领导人会谈的时候，我讨论的问题完全是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密苏里州的女国会议员乔·安·艾默森则辩论说，古巴的社会态度之所以有变化，是有政治原因的。由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对于这种缓和的处理方式持有更开明、更协调的态度，你可以创造一种合法的场合，借助民意调查，通过与人民交谈，与一部分人沟通，采用恰当的办法处理这个事件，你应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论断。当然，你也谈到‘让我们把决策建立在什么对我们最有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依凭这样的基础：对古巴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政策；对美国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政策。’”
但是，从参加国会会议的会员和古巴流亡人士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罗夫对“与四位共和党领袖的会谈”只做了无关痛痒的描述。那些坚持走强硬路线的古巴流亡人士报道说，罗夫“首先通报了某些共和党国会成员的过激行为，以至于他们最后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从罗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旨在促进与卡斯特罗进行正常贸易的组织，即古巴政策基金会造成了“轻微的威胁”。
这四位共和党人都来自农业州，主要的目的是向古巴推销产品，为他们自己的政治选区里的居民扩大市场。但是，罗夫和白宫很显然与此没有什么关联。
乔治·奈德卡特，这位代表华盛顿农业地区的共和党人，认为罗夫发布的消息并没有得到误解：古巴贸易并不像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那样重要。
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并不认为佛罗里达应该制定这项政策，国家政策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尽管众议院已经投票取消了对于在古巴旅游的禁令和现金支付的限制，但由罗夫担任顾问的白宫政府，却在古巴政策上表现得没有任何弹性。杰夫·弗雷克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带有保守倾向的共和党代表，对卡斯特罗的批评最为严厉。弗雷克认为，利用美国商业的繁荣来冲击古巴岛，足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是，在同罗夫会晤了两次后 弗雷克和他的共和党同仁们都说罗夫是“强硬的”。
周六，罗夫在奥斯汀湖边进早餐的时候，再次重申了他和总统的立场：所有一切都必须以强硬原则为基础，这决不是时刻都得小心谨慎的竞选政治。
你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正在讨论能够给古巴带来民主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让古巴人民生活在他们的领袖为他们选择的体制之中。
道德也是重新与古巴建立贸易关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美利坚大学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詹姆斯·瑟伯，受一家美国政府的代理机构之托，会见古巴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一抵达古巴，便同３１位曾经被卡斯特罗囚禁１５年之久的政治犯进行了会谈。
在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中，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桩。在地下室里，我和他们讨论了古巴与美国之间进行正常贸易的问题。然后，我带回了禁运声明。他们全都反对禁运，当然，我也反对。
此前，瑟伯也曾主编过一部有关政治咨询的著作，而且对竞选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一回，他认为，美国不与古巴进行贸易的惟一原因，就是国内政治的驱使。
我认为卡斯特罗的确是令人敬畏的，但是古巴人民依然听从于他，也包括那些反对派。在会见的同时，我也约见了其他一些精英，甚至还有立法机构中的某些人士，他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倘若古巴再开放一些，那么现有政权就不复存在。开放能够在经济上带来更多的自由。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罗夫的理论与瑟伯的看法并不一致。罗夫在他的古巴政策中拿出了一副道德的面孔，但是内心却承受了政治上的打击。事实上，阻止美国和卡斯特罗开展贸易，已经不再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价值。而令人气愤的是，使美国停止和古巴进行贸易的惟一原因，仅仅是南佛罗里达州那些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的要求。如果布什总统撤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使两国之间的商品和资金能够自由往来，那么他必定会失去南佛罗里达州古巴人的选票。卡尔·罗夫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如果没有佛罗里达州的那２５张选票，罗夫的顾主，总统小布什先生想要连任是不可能的。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张选票几乎被竞选人平均划分，也就是说在竞选人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罗夫是不会愿意为了考虑一项政策而在２００４年的总统角逐中将任何一张选票用来冒险的。这才是卡尔·罗夫的标准。政治第一，而非道德第一。
道德不过是给他的政治套上的一件外衣而已。
同样，道德也是罗夫给总统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使用的一个伪装。古巴必须从国内进行改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基于受苦受难的古巴人民的考虑，这是有现实的基础的。罗夫一直声称，古巴人民有义务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对于伊拉克来说，罗夫却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标准。他始终期望能发动一场由美国军队和激光制导导弹造就的革命。当然，原因很明显，古巴没有占据世界第二位的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伊拉克却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古巴对于以色列这个美国最为亲密的战略伙伴没有任何威胁，伊拉克却有这样的威胁。所以，罗夫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根本不会耐心地等待伊拉克国内的人民用自己的方式驱逐萨达姆。
“伊拉克从朝鲜获得了，并自己发展了在这一地区发射武器的能力。这一地区不仅包括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也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以及各地油田。”罗夫说，“所有这些地区，目前都处于伊拉克的中程导弹可发射到的范围以内。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邪恶的对手，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邪恶的对手。”
罗夫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很清楚总统究竟需要什么；他也知道美国军队究竟需要什么，同时，他更明白美国究竟需要维护哪些大公司的利益。如果给他的工作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那就是：先制造一种政治气候，使上述所有需要都成为公众本身的要求。简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是优秀的，伊拉克是糟糕的；我们热爱自由，他们却不喜欢自由。选民们实在是太忙了，以至于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一个清晰的、可理解的消息，他们也不能更深入地去解读。语言不必太血腥，只要体制能够改变就行。语言不是战争。语言应该简洁而又干净，因为竞选只是一种程序，而不是一场战役。
萨达姆拥有那么多的石油，实在是一件坏事情。
但是，对于罗夫的政治目标来说，萨达姆是个坏人，却是一件好事情。
“有一个这样的人，２０年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积极寻求放射性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罗夫论述道，“我们有非常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没有以色列人袭击反应堆，他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够研制出核武器。当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什么。至少那些知道的人们还没有透露过什么。”
罗夫的看法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萨达姆仍然是布什白宫政府的敌人。他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替代品，是因为拉登神出鬼没，难以捉摸。萨达姆正好坐在那里，漂浮在石油的海洋上。他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恶人。但是，萨达姆毕竟可以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
今年年初，在距离以前说过的饭店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罗夫在奥斯汀共和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通过战争治理”的战略建议。
他站起来向两个记者伸出手，那两个记者在过去２０年中曾经专门报道过他和他所顾问的候选人。可以看出，他所表示的友好是真诚的。他对于时间也是非常珍惜的，从一份日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是一点空儿都没有，每天的计划都排得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