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士。力争不允，陈有年摔纱帽，神宗便把他撵回家。
于是有好些人上疏救陈有年，顾宪成也是其中之一。神宗不纳，而且革了顾宪成的职。顾宪成回到无锡，以当地县官之助，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一时罢废为民的直臣，以东林为中心，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李三才为了争废矿税不得，便想利用东林来鼓吹，刻意结交顾宪成。李是个所谓“豪杰之士”，行事与嘉靖年间防倭有名的浙江巡抚胡宗宪相差仿佛，清朝末年的张之洞也有些学他们的样，才气迫人，不受绳墨。李三才对于君子人用“欺其以方”的手段及权术来结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三才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宪成信之，亦为游扬。三才尝宴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十五、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因此，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为他致书宰相叶向高申救。李的被劾起于工部郎中邵辅忠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一面李三才上疏自辩，也有人为他说话，一面是攻者不绝，而神宗一概不理，牵延数月，纠纷越闹越大。叶向高奏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神宗依然“不报”。此时顾宪成致书叶向高，称李三才廉直；在野名流致宰相的这一私函居然见于“邸报”，传播海内。此虽是异闻，而亦足见东林已隐操天下清议。
李三才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是：他自请罢官的奏疏“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变成不了了之。但党争在这一案中已充分表面化，门户壁垒亦在这一案中充分形成。
顾宪成自谓：做京官志不在君父，做地方官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是他在东林于讲学以外，“讽讥朝政，裁量人物”的理论根据。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他有权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衡之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则，更非有此批评的自由不可。但如实际干与政治，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顾宪成为李三才一案开了一个异常严重的恶例。今天我们论明朝党祸，以为东林亦不得辞祸国之咎，主要的原因就在此。
在顾宪成时代，徐兆魁攻东林有言：
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按：指浒墅税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
徐兆魁的话，在当时认为“恣意诬诋”，而至末流，却成事实。东林最后的领袖为张溥，学者称“西铭先生”，力量足以产生宰相：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即是张溥的操纵。《明史》三百八《周延儒传》：张溥说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其后诏起入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温）体仁辈弊政”。于此可见东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英国有“影子内阁”，张溥此时，可谓“影子宰相”。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福王一再延误就藩
十六、福王一再延误就藩
李三才的免官在万历三十九年，其时矿税之弊已不可胜言。由宫中直接派出去的太监，搜刮之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只要某地有某物稍为著名，无不为追索的目标。地方官及言官不断有所呼吁，而神宗十有八九“不报”。据《明史纪事本末》，试摘数条如下：
万历三十年五月，礼部侍郎冯琦上言矿税之害：“滇以张安民故，火厂房矣；粤以李凤酿祸，欲刃其腹矣；陕以委官迫死县令，民汹汹不安矣；两淮以激变地方，劫毁官舍钱粮矣；辽左以余东翥故，碎尸抄家矣。土崩瓦解，乱在旦夕，皇上能无动心乎？”不报。
三十一年九月，云南税监杨荣责丽江土官木增退地听开采。巡按御史宋兴祖上言：“丽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不宜自撤其藩，贻误封疆。”不报。
三十二年八月，武骧百户陈起凤请采大木，以觊利除名，尽逐其党。时大雨，都城坏，户部尚书赵世卿言：“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可畏。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今将索元元于枯鱼之肆矣。”不报。
凡此“不报”，并不表示神宗不知其事，他内心自然亦有所省悟，但任何自省自振的念头，敌不过郑贵妃的要求。古来偏听之主，至神宗至矣尽矣；而明知不善，因循自误，至神宗亦至矣尽矣！
以矿税之名苛扰天下的太监，后面都有郑贵妃的支持。奇珍异宝，日有所奉，月有所进，为古今来几次大聚敛之一，而终于大半散去。民间的格言是：“积财以遗子孙，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为积财则一定产生不肖子孙，而在败家的过程中，常会招致奇祸。此道理在帝王家亦同样适用。
神宗的不肖子孙，第一个当然是福王，被祸亦最惨。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
十七、郑贵妃为福王争田庄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举行。”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
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明初亲王除岁禄外，偶尔也拨给土地，大多为属于国有，仅堪畜牧的草场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顷，而吏、户两部亦可斟酌实际情形表示异议。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载圳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庄田，部议照准，因而开了个恶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在卫辉亦常请拨庄田，并请发“盐引”，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无不如愿，福王即援以为例，要四万顷庄田。
景王、潞王当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于皇帝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官田可给。尤其是潞王就藩，正当张居正抄家之后，籍没田地，本是额外收入，户部不必为难，所以一请即准。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时候，情况已大不相同。宰相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亩，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又说：“如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说：“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引用郑庄公、汉文帝时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郑贵妃颇为不满。
据《表忠记》载，郑贵妃遣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叶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为王处。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唯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语言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这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万一宫中“出大事”，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十八、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郑贵妃深有所感，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
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尤以最后一项影响国计民生、及于边防军饷，后果异常严重。按：明朝的盐法是如此：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好几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
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
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
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情况与需求常有变动，因而有“开中”及“计口配盐”两种方法。福王得淮盐一千三百引，以致边饷不足，就因为与“开中法”发生了严重抵触的缘故。他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而事实上远不止此数。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福王运淮盐与民争利
十九、福王运淮盐与民争利
所谓“开中”，简单地说，只如《明史·食货志》上的一句话：“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现在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至正德初年，盐法已大坏；此不在本文范围内，只谈福王开盐店。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运销的地区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盐价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奏准洛阳改食淮盐，而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
既无销路，商人自然不买解盐，边饷随之支绌。于是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可与民争利。所得到的结果，依然只有两个字：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