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受，君子行事，万不可徇私坏法，如叶向高者，足资殷鉴。
这一来魏忠贤更赏识他了，第二年把他调升为顺天府府丞。照定制，府丞为府尹之副，兼领学校，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首都特别市副市长兼教育局长。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客、魏不容熹宗有子
二十四、客、魏不容熹宗有子
“捻背”不是捶背，即俗语所说的“提筋”，活络筋骨，以去疲劳，属于推拿术的一种。张后是个很精明的少妇，能在施行腰部推拿术时暗下毒手而不让她本人发觉，自是因为习用此术，所以才有如此精娴的技术、“优越”的效果。
写到这里，我们要谈报应了。料想张后流产，元子既损，客、魏必定庆幸得计，谁知此举可能正送了他们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改变，常常出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如果张后能安然生下皇子，则熹宗崩逝，嫡子嗣位，张后垂帘，宫中大权自然仍旧操在客、魏手中；即令张后有才，充其量能裁抑客、魏的恶势力而已，绝不可能大伸国法。从来太后听政，必须内有得力的宦官，外有强干的大臣，内外相维，始可有所作为。在熹宗崩逝时，阉党密布，张后再能干，孤立少援，在形势上自然斗不过客、魏，则唯有妥协，先求自保。
因为客、魏不容熹宗有子，所以天启七年八月，张后得以一手主持，授信王入承大统，是为思宗。国有长君与主少国疑的情形大不相同，此为客、魏终于伏法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由此看来，客、魏务绝皇嗣实为自绝其命。各地城隍庙里的那把大算盘，道出一句俗语：“人有千算，天有一算”，真是对此辈的当头棒喝。
至于“诬后非国纪女”，这重公案要分两段来说，前一段的情况不详，大致是阉党嘱狱卒教唆一个死刑的囚犯孙二，说张后是他的女儿；后一段是到了天启四年秋天魏忠贤恶性大发时，想借此以摇中宫。倘或阴谋得逞，则历史又是一个写法，客、魏或许亦可不死。
这话怎么说呢？长话短叙是如此：客、魏的打算是，废掉张后，另立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按：客氏得宠未久，她的儿子、与熹宗年龄相仿的侯国兴，她的娘家兄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俱荫授为锦衣千户。魏良卿当是魏钊的儿子，这时的官衔是“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南、北两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司法机构”，为魏忠贤荼毒朝士的一个活地狱。如果魏良卿成了“国丈”，她的女儿又有了儿子，则明朝天下势必改姓为魏。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志选上书辱及皇后
二十五、刘志选上书辱及皇后
刘志选既受魏忠贤的“知遇”之恩，先意承志，务投其好，于是而有攻击后父张国纪之举。此事之起，是有人在宫门上贴了一张匿名榜，暴露魏忠贤种种谋反恶迹，以及他的同党姓名，一共七十余人。魏忠贤疑惑是张国纪干的事，阉党邵辅忠、孙杰便设谋，借此兴大狱杀尽东林，借张国纪以动摇中宫，事成则立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
这个大阴谋要由参劾后父太康伯张国纪开始。邵、孙两人拟了一个疏稿，想找人出面来上，这就是所谓“买参”，也就是有言责的人公开出卖自己的人格。但被收买的人可以无视于清议，却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弹劾一个官吏，言者无罪，即令有罪也不重，而现在辱及中宫，是“大不敬”的罪名，在这个罪名之下，不论什么人都有被砍头的可能，所以都不敢“应征”。
最后找到刘志选——刘志选混蛋，他的家属更混蛋，不忠再加上不孝，预备出卖他的老骨头以求富贵；他的家属是这样一个想法：此疏一上，有魏忠贤在，可保无虑，但将来一定不得了。不过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一定死在魏忠贤之先，则及身而止，可以免祸。他的家属居然把这番话说了给刘志选听，而刘志选亦居然听了进去。至于将来追论大逆不道的罪名，可能会把刘志选开棺出尸，剉骨扬灰，他的家属就不谈了，这不是出卖他的老骨头是什么？于此见得王夫之的话有点道理，他认为“族诛”这种苛刑是有由来的，凡是谋反，如无家属参与，或者家属知道了能够规劝阻止，则逆谋必不发，所以“族诛”是除恶务尽之意。这话在现在来看，当然是危险的，但照刘志选家属的情形，则知王夫之的论调实为有感而发。
刘志选“极论国纪罪”的奏疏中，说他“谋占宫婢韦氏，矫中宫旨鬻狱”，这些话是不是空穴来风，无可究诘；而最后辱及皇后，则真是伤天害理，“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蓝田之种”这句话，是极厉害的一枝冷箭——丹山之穴出朱砂，“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是指张后流产的“龙种”言，而所谓“訾及”者，就因为死囚孙二自言张后是他的女儿，然则张后之子，岂非成了死囚的外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提拔刘志选
二十六、魏忠贤提拔刘志选
照《明史》记载，此居心叵测的奏疏到达御前，熹宗以与张后“伉俪情笃，但令国纪自新而已”。这是熹宗在位所做过的少数可以称道的聪明事之一。
看看这样一道奏疏亦不曾惹出祸来，刘志选的胆子更大、依附更甚。孙慎行、王之寀、杨涟、左光斗都为所攻，魏忠贤大悦，擢他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
这个职位正四品，在都察院算是第三号人物，但加上“提督操江”的头衔就大不相同了。按：明朝的御史权柄特重，十三道监察御史官位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所至皆为钦差的身份，称为“巡按御史”，地方大吏尊称之为“按院”，平剧《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身份。至于刘志选的“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驻南京办事。明朝跟清朝一样，在开国最初建都之地，都设有一套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机构，南京都察院设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规定由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独握实权。
何谓“操江”？最初是水师每年在长江操练，派御史看操，考察训练情形，到后来就不同了。《明史·兵志三》：
洪武初于都城（按：此时都城为南京）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
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
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得举劾有司将领，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设。
按：自明朝到清初，所谓“上、下两江”，指安徽、江苏而言，操江御史负责长江江防，得“举劾有司将领”，这就仿佛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了。苏州小书《顾鼎臣》，其中“绍兴师爷”与“毛少爷”辨罪，有“你尽管到南京操江衙门去告”，听者往往不知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指此而言。
操江御史既等于安徽、江苏的地方长官，所以刘志选上任时极其威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魏忠贤就垮台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二十七、刘志选最后上吊自尽
魏忠贤垮台，阉党自然要论罪，这就是崇祯初年的所谓“定逆案”。刘志选最严重的罪行是“倾摇国母”——皇后“母仪天下”，谓之“国母”，而律无“倾摇国母”的罪名，因而援用“子骂母律”，论死。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判决。按：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而实不如英美之见诸实践，有罪无罪、死刑与非死刑，诉诸但有良知而不一定深懂法律的陪审团，此非“法律不外乎人情”而何？所以律无明文，而准酌比附，有当于人情，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定律不能预拟目前未有而将来可能的情况，而犯罪则因时空的不同可常有“创意”。未有外销退税条例，法律不可能预定假出口的罚则；既有外销退税条例，奸商乃因而萌生真退税的盗心，此而不罚，犹如悬榜国门，只要不抵触法律明文，虽有国人皆曰可杀的行为，可以不顾。执法如此，大悖人情，不如无法。吕不韦早已慨乎言之，固不可因人而废言。
刘志选听了他家属的话，以为可死在魏忠贤之先，结果是死在魏忠贤之后，定逆案时他自知不免，上吊自尽。举此阉党之一的悲惨结局，以概其余。回头再来看天启三年。
天启三年正月有两个人入阁，沈虽去，来了这两个人更坏——一个叫顾秉谦，江苏昆山人；一个叫魏广微，河北南乐人，他们是老牌阉党，此时以资望够了，经魏忠贤的提携，相偕入阁。《明史》记此二人，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魏广微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叫魏允贞，字见泉，立朝颇见风裁，而魏广微与魏忠贤却认了同乡同宗，甘愿为虎作伥，无怪他的父执赵南星要感慨说：“见泉无子！”
赵南星与邹元标亦为东林创始者，与顾宪成合称“三君”。天启三年朝局的纷争与赵南星的关系甚大。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二十八、东林党人正气凛然
东林名流的特色是正气凛然，毫无假借，但政治之为政治，有其艺术，守经从权，应付甚难，不是一味硬干所能办得通的。说是刚正不阿，无非独善其身，有作为的政治家则在“不阿”以外，还能够影响别人“守正”，甚至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不惜屈己从人，如王阳明之应付明武宗的左右、胡林翼之笼络官员，都是第一流政治家的胸襟和手法。可惜东林名流，除了少数如邹元标等人以外，都不免书生之见。
孙慎行和赵南星都是这样的人，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了阉党那面。“东林未必皆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为清初对天启朝局的定评，何以君子亦归于阉党？其故可思。
以赵南星与魏广微为例，魏在入阁后，修后辈之礼，去拜父执的赵南星，如果赵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影响魏广微，使其不致为恶；谁知“三及其门”，“阍人辞而不见”。结果魏广微发了话：“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本来做此官行此礼，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须守朝廷的体制，宰相拜尚书，三往而不纳，是赵南星无礼。东林名流，常有这种过分的言行。
由于东林看不起顾秉谦与魏广微，处处予以难堪，顾、魏“决意倾善类”以为报复。人非圣贤，报复不足为奇，只是君子以直报怨，而小人则常会迁怒无辜。顾、魏两人就是如此，他们找了一册“缙绅便览”，在名字上面做了记号，一个是“邪党”，一种是“正人”——东林中人自然是邪党，一共一百多；阉党及其同路人为“正人”，共六十余人。照数字上看，君子多于小人，应该邪不胜正；问题就在于君子疏而小人密，除非“沉默的大多数”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