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慰问与欢迎之忱。
周恩来闻讯立即从延安飞赴重庆，迎接久别的战友。叶挺见面后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周恩来赶快与国民党交涉，释放那些还被关在狱中的新四军被俘人员。
正在华东作战的老部下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李一氓听闻叶挺出狱，函电纷驰，敦促军长早日返部主持大局。
4月8日，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延安城沸腾了，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成群结队赶往飞机场，希望一睹叶挺的风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等候在机场。从早晨到中午，又从中午又到日斜，人们翘望天空，不见飞机的踪影。黄昏时分，西安方面传来不幸的消息：午后二时许，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触山焚毁，叶挺与其妻李秀文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叶挺去世时，年仅五十岁。
一代名将殒落，全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把这次空难称为“四八”事件。
对于这次空难，当时党内许多人产生怀疑。当年参加清理失事工作的顾逸之回忆道：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来看，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第三，（略）……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样，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ZW（〗顾逸之：《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ZW）〗
同样的疑虑也一直存在周恩来心里。1951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家中设宴款待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席间，他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这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一点小雨，飞机已到了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ZW（〗叶正大：《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四期。〖ZW）〗
叶正大问：“当时为什么不揭露？”
周恩来回答：“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谈判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
沉默了好久，周恩来又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不能让国民党特务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的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
又过五年，在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举行前，战功卓著的元帅聚集在休息室，等待毛泽东颁发授衔令。休息室内，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突然，一个念头几乎同时涌进元帅们的脑海。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起一个早逝的战友——叶挺。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如果希夷活在那该多好，共和国就有两位姓叶的元帅了！”
叶剑英唏嘘不已：“如果不是那次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贺龙接过话：“他会和我们一样，在这里等候大帅的接见。”
贺龙把毛泽东称为大帅。
性格豪爽的陈毅说：“如果老军长健在，我一定让贤，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代表！”
哲者已逝，思念常存。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的领导、战友、部下，还有历史学者又赠给叶挺一个称号——“无衔元帅”。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5节 神奇的色彩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字化生，湖南省兴宁县人。1920年投笔从戎，因机智勇敢提升为参谋。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
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
曾中生身上笼罩着一层神奇的色彩：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可是他却带着弟弟曾希圣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走上了为泥脚杆子打天下的叛逆之路。
他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凭着胆识和才干，深得军阀沈鸿英和唐生智欣赏，被委以重任，授以要职，当他看清反动军阀沆瀣一气的本质后，面斥其过，弃之而去，军中同僚称他为“狂徒”。
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由于学业优秀、立场坚定、组织能力强，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斗垮了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将多数进步青年军官团结在中共周围，由于“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和骨干王柏龄、缪斌等人都是黄埔头几期的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官，这场斗争被形容为“小弟斗败了大哥”、“学生打倒了老师”。
他是著名的“丘八妙笔”，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他辞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部政治组织科长之职，奉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一时间舆论哗然，报界人士疑怪：“丘八只能操刀，焉敢动笔？”曾中生不仅能操刀，而且善动笔，他知识广博，文笔老辣，常常在谈天说地、嬉笑怒骂之中露出犀利的锋芒。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或是拜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不论朋友或是对手，都承认曾中生“文武双全”。
他从未到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但对朱毛创建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经验了如指掌。1928年冬，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报告、文件，对朱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尤其佩服。后来，他到鄂豫皖苏区后，把朱毛游击战争的“十六诀”广为宣传、推广，又用丰富的实践为毛泽东提炼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提供鲜活的素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谦和的曾中生把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抛诸脑后，一生只为救国救民而驱驰，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真理”。为了军队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他心中圣洁的真理，无论前面是刀丛剑林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凭着过人的才华，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军事奇迹；凭着高尚的品格，他建树起后世景仰的人格丰碑。
苦手，围棋上指屡遭其困厄、封杀的强大对手。张国焘所以成为曾中生政治上的“苦手”，并不是他具有特殊的魄力和才能，而是他阴毒的手腕。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国焘沿用其“打倒你，我起来”伎俩，企图按倒在苏区具有崇高威望的曾中生。为人谦和的曾中生在一再退让、等待之后，终于发出怒吼：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没想他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
雅洁的兰草，要穿越黑暗厚重的泥土才能绽苞吐蕊；高翱的雄鹰，要经历无数次摔打才能练就钢铁般的翅膀；坚韧的菜青虫，要忍受撕肝裂胆的皮肉分离才能蜕变为彩蝶。同样，作为军事怪杰，曾中生在横空出世之前，也要经历一段泥泞的小路。
他人生的“泥泞小路”就是横亘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脉。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曾中生赶赴鄂豫边，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对曾中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此之前，他虽然履历丰富，又以干练著称，但一直长期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即使是在军队里，也是政工干部，从未直接指挥过军事斗争。而他上任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又是那样严峻，即使是能征惯战的骁将也会望而却步。
1930年冬，国民党集结十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连续发起第一、二次“围剿”，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一军只有一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为一比十。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主力部队也由于当时情报失误，被旷继勋、徐向前带往皖西，鄂豫边红色区域只剩下三百余人枪的脱产武装和地方游击队。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曾中生单枪匹马，来到鄂豫边，当机立断，下令停止执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解散集体农庄，取消立三“左”倾经济政策，撤销根据地内部军队与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及时提出“战争第一”的口号，组织边区地方武装，利用人民游击战争与敌周旋，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局面，然后飞调主力回援，采取飘忽战略，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最后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边区渡过了危局，曾中生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