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
鲍罗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什么？什么？请汪主席再说一遍。”他脸
色涨得通红。
“解除聘约是中政会的决定。”汪精卫平静地说，“过去鲍先生为中国革命弹
精竭虑，我们当然铭记于心。但现在既然政见不同，抱负殊异，只好请先生离开，
我们各奔前程。”
鲍罗廷竭力揣测这一突变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罗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
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泼水难收，形势急转直下。
这时，北伐捷报频频传来。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庸生智部也
到郑州。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北伐军与冯玉样会师中原的预定目
标实现了。汪精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和统辖豫、陕、甘三
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的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谭延岂、孙科、王法勤、于树德、
何键等人来到郑州。9日下午，冯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阳抵郑州，车站上挤满了欢迎他
的政府大员、军事将领和各界。代表，兴高采烈的工农群众把他指了起来，送进轿
车。
“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
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周恩来几年后不无自嘲地说。鲍罗廷、加伦都曾直
接帮助过冯玉祥，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曾和他并肩战斗然而现在……
6月10日，汪、冯两方面要人在郑州陇海公园举行会议。大家享用着汪精卫专列
带来的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橘汁和嘉莱巧克力，纵论天下大势。武汉方面
与会人员一面谴责蒋介石独断专横，把党和政府置于他的军权控制之下；一面指责
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了国民革命；
同时指责鲍罗廷，抨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会外谈话中，更肆意发泄对共产党的不
满把个别事件加以夸大，耸人听闻地加以演染。何键对冯玉祥说：“现在湖南的情
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竟被
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再不严厉制止，国民革命就完了。”冯玉祥连连点头，联
系到他在陕西时，农会带领农民拒缴租税、拘浦土豪劣绅的情况，对共产党和工农
运动更加反感了。会议夜“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样不同意“讨蒋”，
而是规劝“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开了两天，冯想再讨论一些问
题，但汪对冯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原来有人给汪拍了电报，说冯与蒋已经勾结好
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蒋介石更清楚这时他多么需要冯玉样的支持。只要把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拉到
手，就可以完全压倒武汉的汪精卫。于是，蒋介石邀请冯玉样到徐州会谈。蒋介石
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当他用谁时就对谁十分谦恭。冯玉祥的专车预定6月19日抵达徐
州。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至郝寨
车站迎候冯的到来。蒋以总司令的高位，犹如此谦下，使冯深受感动，大有相见恨
晚之情。
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胡汉民、李宗仁、蔡元
培、张静江、白崇禧等20余人出席，由吴稚晖主待。蒋允诺从7月起每月给冯部军饷
250万元，并立即馈赠50万元硬币稿军，还预请冯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冯十分感动，
他知道，现在蒋介石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和蒋介石联合不会吃亏。他们互相恭维，
蒋称冯为“绘中国带来福音的基督将军”、“民众救星”，并高呼“冯总司令万岁”，
冯则称蒋为“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化身”，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
会议讨论了8个问题，重点是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提出要
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答应。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冯玉样返回河南后，一连几封电报致武汉政
府，敦促汪精卫等人加速分共，并实行宁汉合作。电报如最后通牒，大有如不照办，
即派大军压境之势。
同时，冯玉祥一回河南就下令写标语、撒传单骂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实行“清
党”。随即将军队中200名共产党员和辖区内中共地方党员干部州人调至郑州。先请
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
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
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
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后来
多数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
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毛泽东、蔡和森一再建议中共中央注
意反动军官磨刀霍霍的严峻形势，认为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提
议“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陈独秀等仍不
醒悟，面对咄咄逼人的反共气焰，依然企图以忍气吞声的退让来避免国共的决裂，
并主动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拱手交出了武装。
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
—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力量颇为强大，并
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
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
机。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准
备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没有实
现，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
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
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悯。在这种沉闷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政纲”，
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
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共产党人可以用“请假”名义退出
政府。文件还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
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人军队”，
苦苦地哀求汪精卫不要“分共”。这个纲领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
独立地位，而且自动代替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取消了工农民众运动的合法存在。
然而，投降主义者的这种哀求除了捆住自己助手脚以外，并不能打动汪精卫集
团的心。6月26日，康生智公开宣布反共，这显然是得到汪精卫默许的。三天之后，
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反共训令。他说工农运动
便是“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
残杀……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经营，士不读书。
提倡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认为这“纯
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叫喊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
“扰乱后方的暴徒”，要求汪精卫、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事实上，何键
已经指使其部下在街头拘捕共产党人，并伙同武汉卫成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领了全国
总工会等机关。
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紧急训令，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
随即派来罗米纳兹作为国际代表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7月12日，中
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
三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经过这欧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
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
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汪精卫等人“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
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回参加
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但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随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
作转为应付突然事变，大批共产党员紧急撤退，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
入地下。
这时，有入企图毒死加伦将军。在一次宴会上，其他苏联顾问中有一人中毒而
死，但是加伦被救活了。
美国记者希恩去看鲍罗廷，这位到中国已历四载、经受过后殿风雨的老顾问依
然慷慨激昂。他说：“我将坚持别最后一分钟。到非得离开时，我才离开。但是，
不要以为中国革命行将完结。或者彻底垮了。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非法运动，
会受到反革命的镇压，被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击败；但是它学会了如何组织，如何
斗争。或迟或早，从现在起一年、两中、五年，它将再次公开。这可能遭受多次失
败，但是最终将会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7月13日，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汪精卫等人“与共产党
分离”、“残杀农工”、“向蒋图谋妥协”。然后，他装扮成农民模样，悄悄离开
了武汉。
严峻的时刻，宋庆龄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
和政策的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不
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和“一条利用现在的奴
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她说：“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
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面对汹涌围滚的反共浊流，她大义凛然地表示：
将不再参加“本党新政策的执行”。宋庆龄的声明被国民党的报纸禁止发表，但是
她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
国共决裂的最后日子到来了。7月14日，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
汪精卫神情默然地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一头，紧张的辩论使他感到疲惫不堪。参加过
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后又与共产党为敌的陈公博咬牙切齿地说：“目前若再不分
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产党跳水！”陈友仁表示反对，但孙科当即和他大吵大闹。
直到深夜，他们的意见才基本一致：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