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问禁，下乡随俗。”现在，我初来乍到莫斯科，既要防止违禁又要适当随俗。老同学们向我介绍了中苏论战的情况，苏联老百姓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莫斯科社会治安情况，以及苏联人的风俗习惯等。他们特别强调说，在与苏联人交谈时，切忌询问他们的年龄、婚姻、工资等。苏联人喜欢年轻，尤其是女性，在商店买东西时，你即使遇到的是老太太，但只能称呼“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她老太太，否则你会遭白眼，甚至不卖东西给你。
在获得这些有益的告诫以后，我适当地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具，便开始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尽管莫斯科室外的气温是零下50多度，但是宿舍、实验室、商店、汽车、电车和地铁里都有充足的暖气，丝毫感觉不到寒意，所以我很快适应了这“冰雪之国”的气候。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将克努扬茨院士
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
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该所的情况。然后，我来到了导师伊凡•；柳德维奇•；克努扬茨院士的办公室，这也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并未谈及到我的学习和研究事宜。会见时，我的二导师尤拉•；依万洛维奇•；切布尔科夫也在座，谈话结束后，二导师领我参观了由克努扬茨领导的各实验室，大致地了解一下导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为了适应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二导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苏联对我们没有任何优惠。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他在元素有机化研究所领导了一个有近50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组，我的二导师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一个叫娜佳的俄罗斯姑娘，是二年级研究生；另一个叫玛尔达的姑娘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实验技术员。她们二人与我算是同事，对我的语言学习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作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外，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是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课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答辩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就副博士论文提问，还会对有关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问，这实际上是涉及面很广的一次口试。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玛莉娅老太太
玛莉娅老太太是我们的俄语教师，解放以前她在中国的哈尔滨工作和生活多年，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她也知道中国“尊老敬贤”的风俗，尽管许多苏联老年妇女不喜欢被称做老太太，但玛莉娅却不介意，似乎特意要我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理解其中包含着对她的尊敬。
玛莉娅是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聘请的俄语教师，工资由科学院代为支付，她多年来一直是为中国留学生补习俄语，重点是练习听说与写作能力。由于她在中国生活过，加之多年教授中国学生，所以她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纠正中国留学生语音和语法上的错误。她可根据中国留学生的发音，判断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如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发卷舌弹音困难，江浙人发后腭音吃力，湖南、湖北、四川人鼻音太重，往往“列”与“聂”不分。有这样一位有经验、对中国又很友好的老师，我们十分高兴，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我们补习班只有3人，每周上一次课，约3个小时。一般在宿舍里的专用教室里上，有时也到外面参观，实施情景教学。她擅长讲故事，有历史故事，也介绍莫斯科的名胜古迹，甚至编造一些故事让大家取乐。她知道中国人对待爱情和婚姻是严肃而专一的，于是她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了，当面对着苏联姑娘进攻时怎么办呢？你就把你们的结婚照带在身上，一则可以随时看到你心上的人，二则可当做护身符，以保护你免受苏联女性的骚扰。”她特别补充说：“苏联姑娘都是进攻型的，她们对待婚恋是自由式的，对待结婚与否并不在乎，你们当心不要做了她们的俘虏呀！”她的故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这既是笑话，也是经验之谈，难怪许多已结婚了的男性留学生，把自己的结婚照放大夹在镜框里，端放在办公桌上，以防止自己成了俘虏啊！
有一次，玛莉娅给我们讲莫斯科的小吃，我初来乍到感到很新鲜，所以听得特别认真。她谦虚地说：“莫斯科的小吃虽然不像北京的小吃那样品种繁多，但是你到了这里，不妨在星期日到街上去品尝一下，这毕竟是异国风味呀！”接着她介绍说，莫斯科的小吃也很多，但是她自己喜欢的有三大件：一种是被叫做“小不点”的小吃，你初次见到它时，可能不知是何物。它是包上了锡纸的烤土豆，把烤熟了的土豆剖开，夹上黄油、奶酪、沙拉酱、咸鱼等，它虽然不像中国烤红薯那样飘香，但是可以尝到一种西式的风味。二是一种叫“沙乌尔玛”的小吃，它是把大块猪肉或鸡肉烧烤，待烤到外焦里嫩时，用锋利的刀旋成肉片，然后把肉片放在一张薄面饼上，再加一些洋葱丝、番茄酱和沙拉酱，最后把它卷成筒形即可食用。三是冰淇淋，这是莫斯科人最为重视的一种小吃，无论男女老少，即使是三九寒冬，他们也乐此不疲。据说，这是一种能改善人心情的甜食，难怪它风靡于整个西方世界。
玛莉娅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在10个月的俄语补习中，我们与玛莉娅老太太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从她那里学到了纯正的语音，增加了许多风土人情的知识，提高了口语与写作能力，这对于我后来的学习与社交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回忆那一段留学生活时，我总是念念不忘她的教诲，我永远怀念她，感谢她！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紧张有序的留学生活
1962年暑假以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又有一批毕业了，留下继续学习的人只有十来个人，那时的形势是“只出不进”。就在暑假期间，我已从毕业的老同学手中接下了党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的职务。这就意味着，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我要比别的同学多担负一份义务性的社会工作，为此当然要作出必要的牺牲。
我记得，在老同学们回国之前，召开了一次新老同学学习经验交流会，同时也是一次欢送会。在会上，不少老同学介绍了他们如何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如何处理考试与作论文的关系，如何用俄文撰写与印制论文，以及在答辩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等。这些来自于亲身实践的经验和体会，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很宝贵的，有的可以避免走弯路。
根据老同学们的介绍，在处理考试与作论文的关系上，大体上是两种方法：一是先备课考试，花一年半时间，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论文。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多数是从事纯理论学习的，如数学、理论物理、天体物理等。二是先花两年时间收集论文的材料，写出论文初稿，然后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考试，并润色和修订论文。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多是学生物、农业、地质等学科的留学生，他们的科学研究与野外实验基地有密切关系，受季节与气候的影响，因此他们只有抢先获得论文所需要的材料，心里才能踏实。如果把实验放在后期，万一出现了偶然意外，那就连补救的时间也没有了，这是很危险的。总之，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目的就是确保顺利结业，稳拿副博士学位证书。据介绍，中国留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不仅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而且也高出苏联研究生，因此，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基础学科，它不同于数学等纯理论学科，也区别于像农业这样的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应用学科，它有着自身的研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