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基础学科，它不同于数学等纯理论学科，也区别于像农业这样的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应用学科，它有着自身的研究规律。根据学科的特点，我应当如何制订我的学习与研究计划呢？我习惯尝试新的做法，没有仿效上面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案，而是选择了备考与实验齐头并进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并行法”。这个方法的好处有三：一是有效地利用时间，这样一来等于把做实验的时间延伸到三年，以便多出数据多出成果。二是完全掌握主动权，什么时候学习备考，什么时间做实验，由我根据“有效原则”统筹安排。例如，实验室停电、检修、节假日和恶劣天气时，我就在图书室或宿舍复习功课，而其他时间尽可能多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三是有利于使学习与研究相互促进，不至于使备考学习与研究成为不相干的两个独立的阶段。我把这个计划向二导师尤拉作了汇报，他听后高兴地说：“玉（他对我的爱称），好主意，我完全同意，希望你成功。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请不要客气！”
既然我的计划获得了导师的批准，于是我很快地进入角色，认真地实施我“并行研习”计划，从而开始了紧张而又有序的留学生活。
每天早晨7时起床，洗漱后，我要在寒冷的气候中，沿着列宁大街人行道来回跑步30分钟。回到宿舍后，听30分钟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以提高听力的水平。8点开始早餐，自备牛奶、面包、黄油，我已习惯了西餐。一般9点以前到达研究所，或在实验室工作，或在图书室查文献、看书。对我有利的条件是，1962年8月，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由鲍曼大街搬迁到第一列宁大街，这离我的宿舍只有5站路程，交通十分便利，这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中午一般是在所里食堂吃快餐，晚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在宿舍里的公用厨房里按照中餐烹饪，这是保证必需营养的一餐，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其实，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在备考的学习中，我也放弃了传统的复习考试的方法，而是采用教师备课的办法，这显然比学生考试背笔记的方法高明。所谓备课式的学习方法，就是不能满足于读一本书，至少要参考两种以上不同风格的教科书，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对比，择其精要，列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写出备课（或备考）的笔记，准备一门课的考试，就相当于编写了这门功课的讲义。毫无疑问，用这种方法备考，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它使学习者涉猎广泛，理解得透彻，记忆得牢固。特别是针对既不上课又不指定教科书的高度灵活的考试，这种备课式备考方法，的确是一种很有效的对策。
方法是通达目的的必须的途径。由于我采用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地支配了时间，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3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6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我于1962年12月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按照我研究与备考的进度，按时答辩和获取副博士学衔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被迫辍学，使得我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衔的机会，对此我也深感遗憾。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在莫斯科惟一的夏天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之中的黄金季节，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左右，是旅游的最好时机。对于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苏联人来说，即使25度的温度，他们也会感到炙热难忍。每逢到了这个季节，莫斯科人不分男女老少，几乎是倾巢而出，或到河里游泳，在沙滩接受日光浴，或全家开车到郊外的森林里野炊、露宿。有条件的高薪阶层，他们会选择到克里米亚疗养胜地去休假，或到国外去旅游消遣。夏天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可谓“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一切不仅是奢望，而且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需要加以抵制的。那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最激烈的阶段，大使馆对留学生的思想抓得很紧，内部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例如，规定留学生除上下课以外，不得一个人单独外出，如必须外出，应当有两人以上同行；夜晚一律不得外出；除导师以外，不得到苏联人家中做客；生活上要节俭，不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站稳立场，防止思想变“修”了。大使馆还动员说：“国内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经济困难，老百姓吃不饱饭，你们应当节约，毕业回国路费自己支付，以减少国家的开支。”说实话，那时我们都拥护大使馆的这些规定。我们除了维持必须的生活费、书籍费以外，把大约一半的奖学金攒起来，以便作回国的旅费或上交给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从思想管理或从经济条件看，我们都不可能自费去旅游。对于我们来说，过革命化的暑假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约1962年7月中旬，苏联科学院国际部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组织各国留学生到一个叫戈尔茨克的休养所度假，时间3天，经费由苏方负担，邀请我们参加。我们把这个通知向大使馆作了汇报，大使馆考虑到这是一次国际留学生的集体活动，时间也不长，且苏方负担经费，因此批准我们十多人参加这个活动。
戈尔茨克位于莫斯科的远郊，是一派集体农庄的景象。我们到达时，正值夏收季节，收割机在不停地工作。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苏联的农庄，它被视为农村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广大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白天我们被组织去参观农庄的畜牧场、学校，访问农户，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时，他们毫不掩饰地说：“中国人民伟大，苏中论战是苏共挑起的，我们不支持苏共的立场。”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表示要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努力。
8月初，我随即将毕业的老同学自费去列宁格勒参观，时间是一周，这也算是惟一的一次夏游吧。那些老同学在莫斯科生活三年多，他们还未离开过莫斯科。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了，刚来半年就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本来大使馆是不允许留学生旅游的，但为什么这一次自费去列宁格勒的参观能获得批准呢？这实质上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组织的一次夏游，是反修思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一系列重大革命事件发生在那里，有着丰富的革命文物，早就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一次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直接受到列宁主义的教育，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是乘火车由莫斯科到达列宁格勒的，返回时因水灾，经请示大使馆的批准，我们乘飞机回来。在列宁格勒，我们首先是参观十月革命博物馆，第一届苏维埃会址，阿芙洛尔巡洋舰实物，以及列宁工作过的地方的旧址等。接着，我们参观了闻名遐迩的沙皇的夏宫，它的规模之大，建筑艺术之精美，特别是千姿百态的喷泉，栩栩如生的雕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还参观了列宁格勒的油画展，这是我头一次接触西方的油画。最后，我们又参观了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与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举行座谈，交流了学习与研究的经验。
参观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学习到的内容是丰富的，既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内容，又有多彩的艺术欣赏，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我们带着轻松、惬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莫斯科的夏天不仅是旅游的季节，而且也是工作的好时光。
这是我在莫斯科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也是最后一个夏天，在第二年夏天到来之前，我永远地告别了它！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反修”战士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苏两党之间，以至于后来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部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其他一些各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这些分歧，最早始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其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后来，经过苏共二十一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双方的分歧又进一步加剧了，以至于发展到公开论战、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两国正常关系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些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例如：
斯大林究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刽子手、强盗、党棍？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用什么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明智的和平使者？
什么是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铁托集团究竟是叛徒，还是同志？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究竟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总之，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归结于对“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认识上。针对这些分歧，中国共产党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叛徒；而苏联共产党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分裂主义。到底如何看待40年以前那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如何看待修正主义？人类已进入到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一切都还在变化着。因此，要评价那个时期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显然我个人是没有这个水平的，也许要由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去评价，甚至是要由未来的历史去作结论。
在这本自传中，之所以涉及到反修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是一个见证人。我只是想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个人的得失，如实地写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我个人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事实胜于雄辩，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两党订立一个协定：双方在各自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资料，让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辨别谁是谁非。作为马列主义的政党，相信群众是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公平的建议本应得到苏方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他们召开了六千名党员的积极分子大会，每月平均发表近千篇攻击中共的文章，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暴露了苏共“老子党”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