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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日益危及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了。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等等。面对着苏方的封锁和挑衅，我们留学生应当怎么办呢？大使馆对我们总的要求是：旗帜鲜明，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注意策略。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做到：
对于苏方没收报刊的行为，要向苏方有关当局交涉，坚持打破封锁；
如果在学习上遇到刁难，要多做工作，特别做好导师工作，尽量争取到合法的权益；
对个别人的恶意攻击与挑衅，要据理揭露与反击；
对一些对我们友好和表示支持我们的苏联朋友，向他们表示感谢，注意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苏联当局的迫害；
在苏联公开场所，不主动挑起矛盾与争论，后发制人。
对待这些原则与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是坚决拥护的，在行动上是力求贯彻执行的。但也有极少数留学生态度暧昧，抱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甚至对组织上布置的任务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在思想上认为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确实变修了，而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因此，我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我深知，参加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我的学习，甚至是有风险的，但是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全然未顾及到个人的得失与安危。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
在赴会以前，我请示大使馆在会上我应持什么态度，大使馆的负责人对我说：“现在苏联当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利用一切国际组织和会议，兜售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我们的态度是针锋相对，凡会必定参加，他们在哪里放毒，我们就在哪里消毒。”听了使馆的指示，我心中有数了，也作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我如约赴会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头一次参加外交场合的会议，有紧张情绪是难免的。参加会议的除苏方工会的负责人以外，还有来自各国的代表团和留学生共一千多人。果然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他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
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满情绪，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几个国家代表发言之后，我被请上主席台发言。我镇定了情绪，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失态。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说：“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因此，和平共处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不可能是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前提和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那么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将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后，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纷纷来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表示支持。
在反修反霸权斗争中，我经历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发生在6月下旬。根据大使馆的指示，我和留学生李德宇、张书缙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去交涉，是秘书长和一位秘书小姐接待我们的。
首先，我们介绍了最近一个时期苏方在我们留学生中制造的一些事件，如留学生的中文报刊被没收，信件被拆检，居所被监视，学习条件受刁难等，希望引起苏方的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对于我们的指控，苏方拒不承认，说是我们捏造出来的。当我们出示了有关照片和被拆信件物证以后，他们仍然百般抵赖。同时，他们指责我们留学生在研究单位散发中共的文件是违法的，这不符合留学生的身份。我们声辩道：“中苏两党的论战，完全是苏方挑起的，只许你们党肆意歪曲和攻击我们，而向苏联人民隐瞒和封锁我们党的正确声音，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表现。”这种你来我往的辩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气氛是紧张的，言辞也是激烈的。可想而知，这种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最后也只能是不欢而散。
当我们离开主席团时，又把一摞我们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从一评到九评），以及中共致苏共中央的四封信递交给了秘书长。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拒绝，是何用意我们不知道。
最后，我说：“秘书长同志，我们希望你重视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还会再来找你的。”
“没有这个必要。”他说。
第三章 乱云飞渡仍从容“不受欢迎的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很顺利，已经通过了一门课程的考试，写出了三篇论文的初稿，克努扬茨院士对我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
我原本想在例行会见时，向克努扬茨院士汇报我的第二阶段研究计划，将三篇论文交他审改，并商定第二课程《元素有机化学》的考试时间。可是，突然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清楚地记得，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实验。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未问缘由，已意识到出事了。我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潘大使接着说：“当然，我国外交部已就这一旨在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我国政府也将采取同等的措施。”
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那上面有关我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在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学生会负责人刘道玉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在苏联科学院科学联络部的工作人员中散发这一文件。该部工作人员提醒刘道玉注意，他的行为是不许可的。但是，他并不理会这一点，他和他领导的中国研究生继续在苏联科学工作者中散发信件，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公民居住的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内到处散扔。6月25日，刘道玉、研究生李德宇和实习生张书缙在苏联科学院领导干部提出适当要求后，不但没有制止中国研究生散发信件的非法行动，反而示威式地拒绝收回这些研究生在苏联科学院集体宿舍散扔的文件。这些人，特别是刘道玉的挑衅行动，是明显地想使苏中两国科学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尖锐化。只是苏联工作人员的有分寸的克制才避免了严重事件的发生。”
当天晚上，潘大使又集体会见了我们5个人，让我们彼此相互作了介绍。梅文岗是大使馆的二秘，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鲁佩新是大使馆文员，也是外交部派出的；
王耀同是大使馆经济处的干部，是国内外经部派出的；姚毅是苏联杜布拉原子能联合研究所中国专家组的专职支部书记，是国内二机部派出的，是我们当中年龄偏大的一位党的工作者；我也向大家作了自我介绍。介绍完以后，潘大使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揭露了苏共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最后他说：“反华不得人心，反华没有好下场。苏联视你们为不受欢迎的人，恰恰说明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他们不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革命者欢迎你们！”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来自莫斯科大学、鲍曼工学院、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等校的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在外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打电话到大使馆，表达他们对苏联政府的抗议和对被逐人员的声援。事后，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我的同学们集体来到大使馆，个个都义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帮我清理了日常换洗衣服送来，其它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惜的是一百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
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他说：“道玉同志，你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在会议上或是在与苏方面对面的辩论中，你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原则性，是我国留学生的优秀代表。当然，对你个人来说，中断了正在顺利进行的学习，失去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这的确是可惜的。你马上就要回国了，你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我们留在这里的同志可以帮你办理。”
听了他的话后，我有些激动，说：“天民同志，我们相处一年多了，十分感谢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这次中苏论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也仅仅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请千万不要过高的评价我。辍学是令人遗憾的，不是我不想为，而是苏联当局不让我为。回国后，我不会停止已开始的研究，争取要做出成果来。”最后，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
”这时，天民同志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激动地说：“道玉同志，你在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克勤克俭，令人敬佩，我一定向领导转达你的拳拳爱国心。”
6月30日下午12时许，我们乘大使馆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国际机场，那里已有数百名为我们送行的大使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