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补选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6年12月1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江青在这次大会上公然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等，说他们是“西城纠察队”的总后台。这不仅意味着这几位领导同志将大难临头，而且一大批参加“西纠”的中学生陆续被投进了监狱。
1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以给群众写信的方式表示：“可以给王任重贴大字报，他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人把给王任重贴大字报的人说成是‘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这是错误的。”
于是，江青、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印成了传单，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同时，“打倒王任重！”“彻底批判王任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炸开湖北省委阶级斗争的铁盖子！”的大标语一瞬间贴满了武汉三镇。
我从大字报上看到江青、戚本禹在讲话中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本来我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做法想不通，现在又点了王任重同志的名，于是我的抵触情绪更严重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持相同观点的人闲聊，其中有我的同事，也有我的学生。我历来喜欢说直话，心想既然有相同想法，我就毫无遮蔽地向他们谈了我对形势的看法，发泄心中的牢骚，特别是对江青和戚本禹点王任重同志的名发表了一番评论。我对他们说：“江青和王任重同志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个副组长怎么可以当着党外群众点名批判另一位副组长呢？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我又说：“戚本禹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点王任重同志的名，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戚本禹仅仅是个成员，这简直是乱了章法。听说，戚本禹只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与我差不多。依我看，这家伙不是好东西，是个野心家。我准备专门收集他的材料，把他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我一口气讲下来，当场几个人也附和我的观点。当时我心里感到少有的痛快，毕竟说出了压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但是未料到这些话几乎使我遭到杀身之祸！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成你是我非的“路线之争”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那时，人性遭到扼杀，心灵受到扭曲，没有诚实可言，“谣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在造反派中，流行两句很时髦的口号：“揭老底”和“反戈一击”，甚至成立专门“揭老底”战斗队，写出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大标语，鼓动不同观点的人向对方揭发自己同伙的言行。
元旦以后，武汉的天气异常的寒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搞得热火朝天。一个阴森的黑夜，造反派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项重大的谋划，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冲着我来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凌晨7时，“造反有理”校广播台开叫了，先是播放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下来是朗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时，本来就是高音的喇叭又提高了八度，只听一对男女播音员拉大嗓门叫喊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经我革命造反派连续战斗，现在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震耳口号声：
“把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刘道玉揪出来示众！
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
刘道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打倒顽固不化的铁杆保皇派刘道玉！
打倒王任重的走狗刘道玉！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道玉！
……”
我在第一时间内，听到了关于我的“特大新闻”，我虽说感到突然，思想上也有些紧张，但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不用说，肯定是我们同派人中出了“甫志高”，又出了“反戈一击”的立功者。
由于我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在场的人，仍历历在目，无须明言，我能猜出十之八九，是最受我们信任的化学系的一个女学生揭发的。
说时迟那时快，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所谓批斗，也就是游斗，也叫游街示众。大约100多名造反派，大多是学生，也有少数教职工。他们打着造反派战斗队的旗帜和五彩旗，敲着锣鼓，把我押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颈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上面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我的名字上还打上了红××。
我的双手由两个身体魁梧的造反派反剪在背后，一边走一连呼喊“打倒刘道玉”
的口号。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环山路吃力地朝家里走，到了水厂附近，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学生模样的人。他看到我以后，喝令道：“站住，黑炮手！”当我抬头看时，他已站到了我的面前，扬手就是两耳光，打得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临走时，他还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刘道玉，给老子放老实一点，不彻底交待罪行，小心你的狗头！”这又是化学系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他留校当了教师，入了党，也当了教授。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反省自己错误的话，难道“文化大革命”只是触及别人的灵魂，而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吗？那你又怎样为人师表呢？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我就事论事地把我对中央文革个别人的议论写了出来，决不上纲上线，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虽然他们对我的交待极不满意，也没少遭到他们的毒打，但我始终坚持决不能胡写，也不随便认错。那时，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说或尽量少说话，我默记着一句日本谚语：“沉默是金，雄辩是银。”
在横蛮无理的非常时期，不要指望澄清什么事实，也不可能有谁给你分辨是与非，最好是保留自己的发言权，总有一天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元月下旬，北京大学专揪刘道玉战斗队到了武汉大学，他们要揪我到北大交待联络组的问题，真是祸不单行啊！虽然我不奢望北大的造反派会对我更文明一些，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因为我对联络组的问题心中有数，不像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压死人，至少可以逃避一下眼前的残酷斗争。当然我心里也知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唉，也管不了那么多，躲一回是一回，无非是等到秋后算总账吧！
到了北大以后，我被关在38楼一楼的一间屋子，一个“井冈山”红卫兵监管我。
他们规定我的任务是交待联络组的问题，揭发王任重如何插手北大的运动，如何在背后支持聂元梓的。其实，联络组在北大根本就没有错误，我们没有讲过一次话，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更没有镇压群众运动。至于对待聂元梓，王任重同志和我对她是有保留的，更谈不上背后支持她的问题。几天后，也许是受了冻，我上吐下泻，到北大校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被收住院治疗。一星期后出院，造反派看我实在写不出什么东西，也就放弃了对我的监管，任我自由地去看大字报。这次被揪回北大，既没有召开批判我的大会，也没遭受皮肉之苦，算是够幸运的了。鉴于春节临近了，大家都准备回家过年，我也获准2月8日春节的前3天回到了家里，总算合家过了一个团圆的年。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第一次逃亡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过3次逃亡生活，虽然每次逃亡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打乱了我的平静生活，给我的家人也造成了一定的痛苦。
我的第一次逃亡，是发生在1967年五六月间。在此前后，无论是全国或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一步一步地被拖进了危险的境地。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其中写道：“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但是，在派别矛盾激化的状态下，要夺权就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出现武斗是不可避免的了。上海的造反派的头子王洪文，为了夺权，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开创了全国的大规模武斗极为恶劣的先例。
2月24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以谭震林、陈毅为首的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人气急败坏地攻击老帅们走的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他们通过控制的造反派，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
三四月份，全国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揪军内一小撮”之火在全国蔓延。造反派成立了“敢死队”，开始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军队仓库的枪支、弹药，喊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范围内的武斗逐步升级，一派杀气腾腾的惨象。
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一周年，武汉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和造反派组织分别组织大规模的横渡长江的庆祝活动，表示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对于像我这样跟“当权派”
沾边的人，况且还背负着“炮打中央文革”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对于这类活动，我更是离开得远远的，既没有心思参加也不敢去看热闹。后来，从大字报上获悉，造反派在组织渡江时，由于连接趸船的踏板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