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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是酒后的话，但是酒后吐真言，他喊出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无疑，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之日，才是中国民主真正到来之时！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
我被“借调”到教育部，本来就是为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强烈要求召开的会议。但是，筹备工作已经搞了一年多了，会议仍未能召开，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战线确实很复杂，另一方面，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不解放，不调查研究，工作缺乏魄力也不无关系。
对于这种局面，教育部的群众早就不满意了。1977年10月，教育部内贴出了不少的大字报，内容有：“教育部的领导到底在想什么？”“教育部的领导为什么前怕狼后怕虎？”“教育部领导为什么对推倒‘两个基本估计’不表态？”等等。
面对群众的批评，教育部党组连日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领导拨乱反正不力的原因。在批评中几乎所有的党组成员，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言词也十分激烈，甚至要追究个人的动机与责任。对此做法，我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主张一方面要看到主要负责人思想解放不够，对拨乱反正领导不力；但另一方面，不赞成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同意搞人身攻击。同时，每个党组成员，都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做得如何，也决不能推卸应承担的责任。也许，这次会议并非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客观上，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起了推动的作用。
那时，我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作为高教司的司长，我要主管高教司的全面工作；
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要参加调查研究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经验表明，要起草一份好的文件，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弄清楚，目前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谁来解决？为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到北京、天津、辽宁、江苏等地大中小学进行调查，召开过百多次的座谈会，文稿修改了十多次，真是好事多磨呀。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历时共24天，地点在北京西苑饭店。这次会议不仅代表人数多（1200多人），而且各省市和部委主管教育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因此无论是从会议的规模还是级别来说，都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这次会议，总的来说进行得还算是顺利的。但是，在会议进行中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代表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本来恢复统一高考是已经决定了的事，而且77级新生也已进校。但是，在会议讨论期间，也有少数代表担心统考对工农子弟不利。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光明日报》一位资深记者在饭桌上议论说，安徽省有一位代表担心：如果恢复统一高考，工农子弟会不会又被拒之于大学的门外呢？正好此话被同桌吃饭的一位吉林省的领导干部听到了。其实，此公并没有弄清这个议论到底是记者的意见，还是记者反映会议代表的看法，但是他不问青红皂白，以“小字报”的形式向会议主席团反映，说那位记者反对恢复高考。于是，不得了啦，会上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人反对拨乱反正，反对邓小平，为“四人帮”招魂，把会议弄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坚持向该报领导反映，要求将记者调回报社，停职检查，吊销他的采访资格。当时我明确表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位写“小字报”者不实事求是，做法不光明正大。这个小插曲说明，当时的会风有些不正常，对不同的建议不允许讨论，动辄无限上纲，他们虽然也高喊批判极“左”的口号，但其实他们仍然沿袭了“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伎俩。
若干年以后，我又见到那位资深记者时，他说：“谢谢你主持正义，为我打抱不平。”
“人微言轻，我的发言未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
“听说那位写小字报的干部已经调到了北京，还升了官。”
“是呀，这正是杜甫诗句所云：‘奸雄恶少皆封侯。’”我说。然后，我俩都对那次“恶作剧式的地震”付之一笑。
经过与会代表的努力，会议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会议的文件中，对许多重要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也明确地提出了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例如：
明确地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逐年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力争达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GNP）的2％，教育经费要逐步地达到占国家财政预算的10％；
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各级党委的一二三把手，要有人分工抓教育；
全国和各省市要抓好一批重点学校，争取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重点大学是国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要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大力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争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层次办学，调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办学的积极性；
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认真落实广大知识分子政策，树立牢固的依靠专家办学的思想；
积极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走读制，努力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
加强学术刊物出版，恢复学报，办好出版社。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克服闭关自守，加强与国外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
此外，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和扫盲工作方面，均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总之，这次会议是一次全国拨乱反正的会议，是推动教育改革的会议，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会议，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不仅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而且还担当了大会秘书长的工作。这的确是一桩苦差使，起草文稿，听汇报，修改简报，吃喝住行加娱乐，样样都得管，每天都要忙到深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这是我平生头一次担负这样大规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开下来，我体重减轻了5公斤，幸好还算坚持下来了。
会议的成功，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本是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借调到教育部的“临时工”。我心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束，意味着我的“临时工”也该到期了，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因劳成疾，是坏事也是好事（1）
我在教育部的两年“临时工”时期，是一个非常时期，真是百废待兴！我本是借调来的，但不料被任为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在文革以前，教育和高教本是两个部，现在精简机构合为一个部，把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业务，统统地都划给高教司了。那时，高教司管理的业务，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高教一司、二司、三司、研究生司、科技局和文科教材办等6个司局所管辖的业务。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副很沉重的担子，超出了我的能力和精力所及。
然而，高教司的干部，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与它所面临的任务都是十分不相适应的。当初，高教司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人，只有两三个熟悉大学的工作，其他人都是从其他部门调整来掺沙子的。其中，还有4人是原科教组的人，他们跟迟群关系较紧，有1个人还参与了对周荣鑫部长的迫害。因此，在开展大量的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事，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在工作中，我遇到的最大矛盾是人少事多，怎么办呢？我向党组建议：一是尽可能落实原高教部干部政策，凡是还在“五七”干校尚未安排工作的，或虽安排了工作而愿意归队的，就尽快地把他们调回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从部属学校临时借调一些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如果他们适应工作而又愿意调来教育部者，可以从中选调一部分充实到高教司的干部中。党组认为我的建议很好，责成当时教育部的政治部负责实施。
最早归队的是佟承德，他是原高教部研究生处处长，对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比较熟悉。他到高教司报到后，我与他商定，在1977年12月中旬，在京召开了一次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我们深知，尽快恢复招收研究生，对于解决人才青黄不接、填补人才断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通过这次会议，制订了《研究生工作条例》，确定了招生计划。1978年全国招生10708人，为全面恢复学位制度和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将于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同时举办科技成果展览；评选优秀科技成果；颁发获奖证书。面对这个会议，教育部真是一筹莫展，既没有工作人员又没有任何资料，从何入手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决定充分调动各高校的积极性，找他们要人，请他们报项目。于是一个由借用力量组成的全国高校筹备科学大会工作专班成立了，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等校的借用人员，很快地到北京集中。没有地方办公，我们就在前门附近的永安里租了一层招待所，既作宿舍又作为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团结，工作也十分卖力，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高校申报的成果评选，而且还把高教系统的科研成果展览布置就绪，我们的工作受到了教育部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同时，通过这个科学大会，提高了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充分显示出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据粗略地统计，在我任高教司司长的两年期间，由我主持或以我为主召开的工作会议多达24个，不是我对会议情有独钟，而是那时处于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不通过会议就解决不了问题。有人形容我有“三头六臂”，我并无这种能力，只是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激发了我的工作狂热性。我通常是一个会接着另一个会，有时是一个会议还没有完，而另一个会议又开始，甚至有时不得不像杂技玩“转盘子”一样，同时主持几个会议。
在两年时间里，我没有星期日，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活动。工作就是我的一切，办公室就成了我的家。
与此对应的是，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教育部的食堂，主要是面向吃了早餐来上班，下班回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