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二哥是以插班的形式转入到这所小学的，由于他年长于我，所以他被编入四年级，而我被分到三年级。旧时农村儿童发蒙较晚，我们的年龄与当时就读的年级是不相称的，特别是二哥已经16岁才读小学四年级，年龄的确是偏大了。但是，相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广大农村的少年儿童来说，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从私塾转入公立小学读书，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跳跃。我初步尝到了跳跃的甜头，并暗下决心：我决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跳级，要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内心里涌动着出人头地的念头。
按照学校的要求，家居较远的学生一般要住读，但是要父母担负我们兄弟俩的学费和食宿，这显然是有困难的。父母亲深知，学业是不能耽误的，寸金难买寸光阴呀。于是，我们采取住读不住校的变通的办法，春、夏、秋季走读，冬季借宿于校外熟人家里。蔡阳铺北门外有一家油坊，父亲做过食油零售生意，与油坊的老板熟识。老板同意我们在他的作坊里借宿，自带柴米起伙，这样食宿比学校要便宜得多。这家作坊是一个四合院，堂屋有三间房，是用做榨油的；朝南的厢房有两间，是主人的住所；朝北的厢房也有两间，一间是灶屋，另一间是帮工的宿舍，我们就借宿在这个房间的一个旮旯里。条件是十分差的，没有床铺，我们就打地铺，冬天垫上厚厚的稻草防寒。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卫生条件很糟糕，被子里生了虱子，阳光好的天气我们都要晒被子捉虱子。但是，令我们难以忍受的还是疥疮。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主要症状是刺痒不止，特别是每当夜晚被窝睡热以后，瘙痒更是难忍。我们痒得实在不行时，就用手抓挠，小丘疹抓破后流出黄色毒液，流到哪里就传染到哪里，被抓破的小丘疹连成一片，小的有铜钱大，最大的足有鸡蛋那么大。当时我们没有钱医治，即使治疗也很难断根。倒是升入中学以后，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疥疮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是，至今在我的身上还留下了很多的疤痕，这也算是那段生活的一个印记吧。
在春夏秋季里，我们宁愿起早贪黑地走读，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这样我们就不必自己做饭了。同时，由于在家里吃住，在经济上也节省多了。走读最麻烦的是午餐，我们既不能在学校搭伙，更下不起馆子，只能自带干粮。农村是吃季节饭，收获了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我们带的干粮也是随季节而变换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带馍馍、锅盔、高粱粑粑、蒸红薯。在母鸡下蛋的旺季里，母亲也会煮上几个鸡蛋塞到我们的书包里。这种栖人“檐下”和风里去雨里来的学习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我们毕业离开这所学校为止。
中心小学的学习与私塾不同，不仅有正规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而且学习的内容也多样化，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我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公民、自然、音乐、美术、体育和余兴。所谓余兴就是课外活动，那时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器材，余兴时学生们都是跳绳、踢毽子、唱歌等，有时候由年级主任领导大扫除。至于早晚自习，并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既因人而异又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时有时无。
在小学就读期间，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身心蒙受羞辱的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1945年春，那是一个杨柳吐翠、桃花盛开的季节，和煦的春风一扫挂在人们脸上的愁容。学校决定进行一次童子军集训，对象是10周岁以上的小学生，为期10天，受训内容包括队列训练、野营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集训按军事化要求进行，一律要穿戴童子军服和帽子。由于经济的原因，母亲没有让我们在学校统一制作童子军服，而是用自家纺织的白布，用土办法自己染色，由大嫂模仿剪裁，用手工给二哥和我各制作了一套。大嫂的针线活做得不错，在我们看来，她做的衣服与学校统一订做的并无多大的差别，我们穿着新衣服简直像过年一样高兴。到了开训的那一天，我和二哥高高兴兴地前来参加，然而意料不到的打击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教官一副刁钻古怪的模样，他对我俩左看右瞅，总觉得不顺眼，于是把我们从队列中喊了出来，大声呵斥道：“咋搞的！你们的衣服不合格，做不起衣服就不要读书嘛！你们回家去吧，军训就不要参加了！”和我们一起受到惩罚的还有另外几个学生，他们也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统一制作童子军服，个别学生甚至连自制的童子军服也没有。
我们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说我们的委屈。知儿者父母也，他们劝慰道：“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家虽穷，但没有偷没有抢，行不行不看穿着，要让人家瞧得起，你们就得发奋读书。”受到那次打击以后，坏事变成了好事，更加激发了我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使我对于不平等、不民主现象产生了厌恶。我决心要努力学习，要以优异的成绩讨回自己的尊严。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小学的三年中，我的考试成绩每个学期都是班上第一名，特别是国文和算术两门功课，每次都是考满分。我的作文和日记，也常常受到国文老师的表扬，不时被他点名在课堂上朗诵，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我的最大弱项是音乐，不仅压根没有一点兴趣，而且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用音乐老师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至今也不会唱好一首完整的歌，这到底是兴趣使然，抑或是生理缺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的大儿子维宁在小时候对我的形容是：“爸爸唱歌像敲破锣。”及至到了老年，依然故我，我曾戏谑：“我这一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哆、来、咪、发、嗦、啦 ！”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冒名顶替的初考
1947年夏天，无论对于我或是对于二哥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关系到我们的发展方向，甚至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前程。
这年夏天，二哥小学已毕业。他经过刻苦学习，虽说学习成绩不甚突出，但也获得了合格的小学毕业文凭。毕业后怎么办？这既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是父母亲必须统筹考虑的事情。二哥小学毕业时已经19岁了，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是报考初中，如果能够被录取，继续学习；二是回乡务农，成家立业，接父亲的班。二哥对于报考初中继续学习显得信心不足，主要是他的年龄偏大，平素学习成绩处于中等。于是，他决定放弃参加升初中考试，回家务农做父亲的帮手。
父母亲对二哥的选择表示支持，并为家里增添了一个强劳动力而感到高兴。这年的冬天，父母亲为二哥操办了终身大事，从此他开始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涯。
我比二哥低一个年级，要到1948年夏方能小学毕业。当时，我在小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无论是在校内或在当地，都还有点小小的名气，父母亲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或许是望子成龙心太切，或许是担心我屈了才，他们提出了一个“调包计”，让我持二哥的毕业文凭报考初中。那时，我也不知道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似乎未加什么思索，就爽快地接受了父母之命。
冒名顶替换个名字是容易的，最大的困难是盖有钢印的相片是不能更换的。虽然我与二哥的长相并不十分相像，但毕竟是一母之胞。再加上那时乡下照相的技术水平不高，照出的相片清晰度也很低，家人反复比较，认为由我持二哥的文凭报考是可以混得过去的。
虽然当时枣阳县城有一所中学，但是我们却选择了离家更远的襄阳县二中报考。
该校位于我家西北部30华里的双沟镇，它是襄阳县北边的一个重要集镇，地跨两县，因此也招收枣阳籍的学生。
襄阳县二中的入学考试是8月初，报名和考试是连续进行的。我记得报名应考的那天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大晴天，母亲让我换上了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棉布制作的褂裤，为我准备了干粮，还为我烧香念佛，祈祷菩萨保佑我。早饭后，二哥送我出门，大约送了两里多后与我分手，他嘱咐道：“要细心、沉住气，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大约中午时分，我到达襄阳县二中，下午到报名处询问了报名的事宜。负责报名工作的是教导主任，他介绍说，报名除了出示毕业证书以外，最好提供一份举保人的担保书，后者只是保险措施，并不是必备的条件。所谓担保书，就是由举保人出具的推荐信，一般是由当地的保长、绅士财主等有头面人物写的手札。那时的社会风气很肮脏，有权势人家的孩子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有钱的人可以买分或请人代考，真是沆瀣一气。我当然不可能获得这种举保书，也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先录取的权利。说实话，那时我心里慌得直打鼓。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举荐书，我也不怕考试，而怕的是冒名顶替的身份被识破了。所幸的是，那主任只是询问我有没有举保书，并没有认真地审查我出示的毕业证书。当他得知我没有举保时，他勉为其难地说：“当然啦，你可以报名考试，但如果没有举保书，你录取的机会是很小的。”我说：“老师，我老远的来了，就让我报名试试吧！”也许是出于同情吧，那位主任同意我报了名，发了准考证，总算是“冒名顶替”混过了关。
接着两天是考试，应试的有国文、数学、三民主义和自然四课，安排在两天内进行。应试者300多人，据说只录取3个班共150人。考试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时间较为充裕，因此我并不觉得慌张。但是，考完以后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却滋长了起来，因为流言四起，有的说，这次考的成绩不好，要减少录取的人数；也有的说，优先录取本县的，有多余的指标再考虑补外县的；更有甚者说，凡是没有举保人的，一律不予录取。在舆论压力下，有些来自农村而没有保人的学生感到没有希望，在发榜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那时，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抱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想法，既然考了就要等个“水落石出”，不然回家也不好向父母交待呀！就这样，我仍住在学校的教室里，饿了就吃带去的干粮，渴了就喝凉水，祈盼幸运之神能降在我的头上。
那既使人喜又令人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第五天的一大清早，学校在校门口的墙上张贴出红纸写的告示，公布了被录取的学生名单。那里已挤满了看榜的人，一般人都是从头看到尾，由于我挤不进去，于是我就从尾向头看。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呢？我心想，“玉”是一个特征字，我试着从“玉”找起，看是否有“刘道玉”三个字。令我十分失望的是，看完第一遍后，没有看到“刘道玉”三个字。我有些紧张了起来，情急之中，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不是刘道玉了，而是冒名顶替成“刘道启”了。我又正了正神，准备再从尾到头看一遍，就在快要看完之际，忽然“刘道启”三个字映入了眼帘，而且排在第三位的位置上。霎时，既是激动又是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在这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