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放弃包括位于首都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另外三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
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
自1980年到1988年，在我任期内，除了每年选留和国家分配来的研究生以外，我们还从国内外引进各类专业人才近300名，以上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与武汉大学原有的大批骨干教师一起，为武汉大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韩德培“晶核”之再生（1）
1981年的那次调查研究中，我曾向担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的韩德培教授请教，他向我讲述了他个人的一段轶事。他是于1940年用庚子赔款先到加拿大后转到美国留学的，在哈佛大学专攻国际私法研究，成就卓著。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几乎同时收到两份聘书：一份是浙江大学校长签发的，聘任他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另一份是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签发的，聘他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韩先生对我说：“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周校长的教授聘书，而放弃了浙江大学院长的委任，因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当时是国内最好的，自然成了我的首选。
尽管在武汉大学历经坎坷，但作为一个择业选择，我至今不悔。”
的确，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
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青年学子立志学法成才的“圣地”。
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
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只许讲阶级斗争，不准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治”，不搞法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致使我国的法学教育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这是什么人的主意？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以弱并强的反常做法呢？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或许有人认为武汉大学法律系已经烂掉了（指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没有必要存在了；或许认为湖北大学（前身是中原革命大学）的左派力量强，由他们来改造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教师和学生。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次完全错误的决定，毁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
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争论是激烈的，主张恢复的，除了我和党委书记以外，还有列席会议的教务处的处长。从人数上看，在党委常委中反对恢复的人占了多数。反对者忧心忡忡地说：“法律系是一个敏感的系，也是一个惹麻烦的系，既然已经撤消了，何必再恢复呢？这是自找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说：“靠几个右派分子能恢复法律系呢？即使他们可以使用，也有一个依靠谁的问题，有一个坚持什么办学方向的问题。”
针对这些意见，我答辩道：“依法治国，这是当前的大方向，我们恢复法律系既是为‘四化’建设输送法学人才的需要，也是办好武汉大学、重铸金字招牌的需要。既然历史已证明撤销我校法律系是错误的，那么恢复它，就是以实际行动纠正过去的错误。”接着我又说：“既然过去所谓的右派分子彻底平反了，那就不应当把他们当作不可信任的力量看待，而应当把他们当作信任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纪辉书记最后下结论说道：“我同意道玉同志所讲的意见。关于恢复法律系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地讨论，而应当从拨乱反正的高度来看待，也的确存在一个肃清左倾思想影响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国家现在急需法律方面的人才，恢复法律系的方向是正确的，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最后表态支持恢复法律系，对这个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如果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将来正确与否由实践来检验。”
会后，我立即召开了恢复法律系筹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韩德培等5位教师，有拟担任法律系党总支书记的陈明义等2名干部，共7人，号称重建法律系的“七君子”。此外，还请教务处和人事处的处长参加了会议，以便从教学准备和人事调配方面大力支持法律系的恢复工作。
在会议上，我首先宣布了学校关于恢复法律系的决定，并委任韩德培教授为筹委会的主任，陈明义、马克昌为副主任。接着我说：
“现在看来，1958年撤消法律系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表现，是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恢复法律系，就是纠正历史的错误，重铸金牌。
现在恢复法律系，正适时宜，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韩德培“晶核”之再生（2）
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为了进一步调动韩德培教授的积极性，解除他的一切后顾之忧，使他集中精力办好法律系，我们进一步检查和落实了他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他的住房，让他搬入新建的、环境最好的一栋教授楼里；其次，把他的女儿调入学校工作，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在我与他的交谈中，他对工资级别有意见，在1956年定级时，学校给他定为三级，他认为是学校当时的领导压制他。如果公正评议的话，他应该评为一级教授，至少也应当评为二级。听后，我是同情他的，认为他的确在政治上受了委屈，在工资上吃了亏。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学校也无权调整教授的工资。国家有规定，教授是属于高薪阶层，为了缩小工资差别，历次工资调整只调整低工资的，而教授们自1956年以来的20多年，从没有涨过一次工资。
面对着这个难题，一般人都会以国家有规定而说无能为力推卸责任。但是，我这个人对事太认真，对任何事情都想试一试，然后才肯善罢甘休。于是，我对韩德培教授说：“你的级别的确不公平，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20多年了，我愿意向教育部反映，看来解决的难度很大。”
1981年秋，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带着学校的《关于请求为韩德培晋升工资的报告》，我找到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司长，向他陈述了请求为韩德培晋升工资的理由。他说：“国家有规定，20多年以来，还没有任何学校要求给教授提工资的，你是第一个。对于你们的要求，本可以不考虑，但考虑到你爱才心切，一个大学校长亲自为一个教授工资而奔波，我也深受感动，若要使问题得到解决，我可以给你指一条路子，你找蒋南翔部长批个意见给我们，我们就好办了。”于是，我又找到了蒋部长，向他汇报了韩德培教授的情况。幸好，他对韩德培的情况很熟悉，认为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于是他在报告上批示：“请计财司作特殊情况予以办理。”
就这样，韩德培教授的级别由三级晋升为二级。这不仅在我校，而且在全国高校也是独一无二的。
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
到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