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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厦门大学的盛情
1988年10月下旬，中国化学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23届理事会，我作为理事和终身会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组织者把会址选在此时此地，显然是为会议的代表提供一次观赏香山红叶的机会。香山位于北京西郊，是西山的山岭之一，是北京久负盛名的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在香山公园的四周，还有碧云寺、香山寺、卧佛寺、玉泉顶、万花山、朝阳洞等著名的古迹。每到深秋，南部山间数万株连片生长的黄栌树林一片火红，构成香山公园别具特色的秋色景观。
化学理事会有点像“神仙会”，除了讨论一些程序性的事项以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因此，会议安排并不十分紧凑，这倒为我们观赏红叶提供了便利。每天早晚，我们三五成群地散步，寻找观赏红叶的最佳景点。
一天晚餐后，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教授光临我们的房间，这使我受宠若惊。因为田绍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化学会的副理事长，是我的师辈。无疑，他的到访，使我惶恐不安，历来只有学生向老师请安，但无先生看望学生之理。我一再向田先生致歉，请他海涵。田先生倒是十分谦虚的学者，他一再说不必介意，勿要拘泥于礼节。
我们请田先生坐定后，他开始说：“其实，我的来访不是纯礼节性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刘校长卸任后专事学术，这实在是浪费人才。刘校长治校有方，在你的主政下，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学术欣欣向荣，令我们羡慕不已。
我的任期届满，即将卸任。为了借鉴武大的改革经验，振兴厦门大学，我校党委研究决定，邀请你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我是代表学校向你发出正式邀请。随后，我校将向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正式呈递请调报告。”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
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田先生亦想挖卓仁禧去厦大工作，加强那里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的建设。同时，他要卓仁禧教授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任职。
那时，卓仁禧教授确实有点动心了，因为叶落归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更何况，那里他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祖业需要继承。所以，他反复对我说：“刘道，下决心去吧！你去，我一定跟你去。再说，厦门地处沿海，思想解放，政策宽松，气候适宜，在那里可以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