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与美国一般大学对学生管理松散是不同的，这也是“严师出高徒”。
以上所言，仅仅是我走马观花式地参观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后，从他们的教苑中信手摘得的几束兰菊。其实，在世界大学的百花园中，可供品赏的奇花异卉很多，只要我们放眼去观察，摘掉“有色眼镜”，那么就能够发现许多反映教育普遍规律的经验。我希望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借助这些有益的经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在我国建成几所真正的世界级的“顶尖”大学。
执著一词，本是佛教用语，用以泛指专注某一事物而不能解脱。如此说来，我对教育的热爱与追求，也算得上是一个执著者了。
事情还得从36年以前说起，那是改变我的命运的转折点。在我32岁的那年，一场历史的误会，我被推到了武汉大学副教务长的位置上，后来，又先后被破格委任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前后共22年之久。
说来也真是有点奇怪。本来当初并不情愿脱离我所学的化学专业，只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违心地服从决定。但是，后来我一旦步入了教育学研究领域，竟然鬼使神差爱上了这一职业，崇尚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无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使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正如我在给学生的信中所说：“在我的一生中，对我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教育，最能使我振奋的是改革。教育是我的生命，我要终生献身教育，如屈原所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近年以来，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教育改革，虽然我失去教育改革的舞台，但我没有失去对教育改革的追求；我的教改梦虽一度被冷风吹散，但它始终没有消失。只要一有机会，我又重新做起了教改的梦，进行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曾说：“画家的心出家的僧，学画走的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其实，何止是画家呢？任何对事物执著追求的人，不经过千辛万苦甚至于失败，又怎么能换来最终的成功呢？特别对于改革者来说，他们是在剑与火中拼搏，是在荆棘丛生的峭壁上攀登，不付出代价乃至于牺牲，要取得成功更是不可能的！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1）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在我被免职以后的几个月内，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校内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理论界的名流，党政军部门的领导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的朋友。他们除了慰问以外，更多的还是想了解我对今后的打算，也有的热心地为我出谋划策。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从政，寻找机会东山再起，实现自己的抱负；二是治学，保持一个正人君子不改其志的气节，在学术研究上干出成就来；三是从事科技开发，走实业的道路，待获得成功以后再转而从政。对于朋友们的关心，我很是感动，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感谢他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支持。我对他们说，虽说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道路，但实际上供我选择的只有一条。这是因为，从政显然是不能再考虑了，我本意不想当官，再说我被免职也正说明了我不懂“官场学”。从事科技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行为，从本质上需要具有与从政相同的素质，而我完全不具有“经济细胞”。因此，做学问就成了我惟一的选择。不过，我所说的学问，既包括化学研究又包括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但是，从倾向上来说，我宁愿把重点放在后者上面，因为它所起的作用比前者要大。这既是我的价值观念的取向，也是我的教改情结。
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他们认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实行军事救国。在办校的5年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的中国，需要经济兴国，如果按照黄埔精神创办黄埔经大，造就一批经济英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很符合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在调研与思考的基础上，我草拟了一份“建立亚洲高等管理学院（暂定）的方案”。它的构思是针对我国管理教育落后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和巴黎高等行政管理学校的某些做法。
关于办学指导思想，我在方案中明确指出：“为全面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摸索经验，单一的教育体制不利于比较与竞争，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因此，要放宽办学政策，广开才路，允许办出不同风格的学校。本校的创办，从一开始就打算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新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制度和新的教学方法，完全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以便与现行大学的管理教育相互促进。”
拟创办的这所学院是限定在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只招收已获得大学本科文凭且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学制为三年，预科（强化培训与遴选）一年，硕士课程一年，研究论文一年。学院实行文凭证制，文凭分为四个层次：预科文凭、单门课程合格文凭、课程硕士文凭、硕士学位文凭。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学习，可以获得与其学历相应的文凭。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技、群、体、美全面发展的开拓创新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管理学是交叉性的综合学科，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拟设置行政管理、市政管理、工商管理、金融管理和文化管理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或在学习过程中转学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学院将实行短课制、学分制、讨论式教学，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十分强调新思想、观念、教育，应用知识与技能教育和熟练应用英语能力的教育。
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办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的宗旨是，全面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呼吁全社会发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道德，讲求科学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事业的发展。这个论坛是由全国科学界、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的，钱学森、钱三强、何祚庥、于光远、龚育之、郑必坚、高占祥、朱丽兰、胡亚东、吴祖强等参加了第一次的论坛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出于对改革的炽热之情，我在会上作了“科学文化也是硬任务”的发言。一开头，我有感而发地说：“论坛关键在‘论’，与会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我们的论坛，使领导决策部门做到‘择其善而听之、择其善而从之’。如果能这样，‘论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2）
在阐述了我国长期不重视科学文化建设以后，我自问自答道：“怎样才算真正重视科学文化工作了呢？我看主要是两条：首先是增加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资，使教育科学和经济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其次是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政府决策的咨询作用谈点看法。我认为，政府为了决策的需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发挥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的作用。不客气地说，我国政府里的一些研究机构往往行政化了，可能成为某种政策或讲话的注释班子，恐怕难以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比之下，研究所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可能更客观地提出一些研究报告，至少可以作为领导部门作决策的一种比较方案。可惜的是，广大的研究人员既得不到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又没有坦诚直谏的机会和政策上的保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对教育的热爱，总是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它，因此我对国家的教育状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