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对教育的热爱，总是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它，因此我对国家的教育状况少有满意，对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政策多有批评。其实，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对十年教育决策的回顾》，就是我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批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文章。有人把它说成教育上的“十批判书”，这对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只能说“是”而不能说“不”的状况，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说出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心里想说的话。
在文章一开头，我开门见山地说：“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某些发展，曾一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曾几何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不那么响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辍学现象屡屡发生，‘读书无用’的思想重新抬头，文盲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等等。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决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接着，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失误，它们是：
关于高校的简政放权的问题；
关于高等学校发展模式；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
关于评定职称和实行聘任制；
关于加强基础教育问题；
关于留学生政策；
关于取消毕业生分配；
关于创收和勤工俭学；
关于研究生教育；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在文章最后谈到教育改革时，我写道：“从全国来看，教学领域里的改革几乎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也从未听到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倡和部署这件工作。教育改革既是教育思想上的转变，又是教育实践的探索。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应当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明确应当坚持什么，应当改什么，使教育改革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健康地进行。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改革中的理论问题研究得太少了，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失误，大多与缺乏教育理论指导有关。”
1989年3月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第4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几点认识”的发言，其内容分为两部分由《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了。
在发言开始，我就尖锐地提出：“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社会议论的一个中心。人们之所以关注它，不仅因为它重要，而且还在于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危机往往孕育着生机。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危机，变危机为使命感，克服危机，迎接生机。这正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诗中所形容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于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我从结构学上提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如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知识分子工资微薄，“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等；
第二个是内层的，如学科与专业体系割裂，教学内容陈旧，教材落后，教学方法死板等；第三个层次是核心问题，如陈腐的教育观念，落后的教育理论，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等。当然，这些问题是相互牵连的，但是核心问题乃是教育中诸多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使教育中的问题逐步解决。
为了制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提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三个观念：第一，教育危机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出发点；第二，教学领域里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第三，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惟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才能制订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也才能使我国的教育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的需要。
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治国之道在于重教，而治教之道在于尊师。因此，只要把“振兴中华”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育经费上，把“科教兴国”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师的待遇上，教育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教育也是会走出困境的。
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毕竟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因此任何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方案，只有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方可证明其正确性。基于这种认识，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我在这个方案的导言中写道：“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高等教育怎么办？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否能适应改革后的经济基础呢？能否为改革大业输送‘改革型’和‘创造型’的人才呢？是否能赶上正在改革中的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我的认识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推行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开辟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实验大学。”
中国实验大学必须克服传统大学的弊端。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3）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它既不同于文理大学，也不效仿理工类的大学，而是准备建成“经”与“技”相结合的大学。这里的“经”，是指广义上的经，包括经济、工商法律、管理、领导和决策等学科；技是指高技术，包括激光、电脑、微电子、新型材料、能源、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日本新型的筑波大学。
除此以外，实验大学在教育体制、学制、教学、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办法、学生思想管理等方面，也要进行大胆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开展的，即为实施创造教育营造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光明日报》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该报于1992年10月13日，以《情况反映》（第240期）内参作出了反映，标题是：刘道玉建议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据说，关于这份《情况反映》还牵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就在这份内参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个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原是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光明日报》去办事，在总编室他看到了这份《情况反映》。他被标题吸引了，一口气看完这份1500多字的内参，连连拍案叫好：“太好了，真是一个大胆的倡议，我举双手赞成！”在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总编室主任寄交给我。他在信中表示：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代表海南省邀请我去办学，并愿意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一切条件。《光明日报》的编辑们也很高兴，认为刘道玉遇到知音了，这也算是《情况反映》所起的牵线作用。
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接到了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光明日报》的编辑们感到很突然，估计可能是这位副主席听到了对我本人或对办学方案十分不利的评价，否则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
当《光明日报》的朋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以后，我并不惊奇，也理解那位副主席的难处，他毕竟身不由己呀！对于这种结果，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心想：既然我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有限的改革而遭致罢免，那么现在要办一所改革步伐更大的实验大学，怎么可能得到支持呢！面对这种形势，虽然我很失望，但并不沮丧，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道：“罢，罢，罢，只好就此作罢了！”
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一些校友，他们最了解我的崇尚于教育改革的心怀，当他们得知我倡导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未果以后，他们准备伸出援助之手。于是，1993年3月20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支持刘校长创办私立大学座谈会”。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珠海、武汉的校友，武汉大学前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经济学院院长汤再新和我也应邀参加了。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我创办私立大学，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经济系毕业生李卫国说：“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是受刘校长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支持刘校长办学，继续进行教育改革，让更多的青年受惠于他的思想。”部分学生还捐赠了少量的活动经费，尽管他们的心是真诚的，但毕竟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不能绕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关卡。这就犹如“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创办私立大学一事终未能遂愿。
转眼间，我已到了60花甲了。我没有做生日的习惯，60岁也未打算举办庆祝活动。但是，一些有心的学生们记住了我的生日。于是，以首届插班毕业生为主，联合了全国各地校友数十人，于1993年11月21日（我的生日是24日），在珞珈山宾馆，为我举办了60岁生日庆祝活动，向我赠送了珍贵的生日礼物。是日下午，举行了插班生座谈会，总结了实行插班生制度的经验，汇报了插班生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晚上，举行了生日宴会和烛光晚会，有200多人参加了。高伟和众多的校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令我感动不已。最后，在一片掌声中，我作了致谢词。
在讲话结束时，我吟咏了一首《十六令》的感怀诗：
十六字令•；六十寿感
（一）
寿，人生何不想长寿。
惊回首，已是花白头。
（二）
寿，殷殷学生盼我寿。
他们说，健康乃自由。
（三）
寿，故里乡亲祝我寿。
送金匾，松心映千秋。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甘作铺路石（1）
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在校园里，到处洋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