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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宁：“第五代”是递增的
上天安排的“海盗船”
在考学之前我在燕化当翻砂工人，高考恢复以后我一下子就壮上胆了，因为以前考学是要看出身要通过政治审查，我父亲是石油学院的老师，曾经当过“右派”，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考大学想都不敢想。“文革”结束的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当时我在工厂的时候自己就开始画画，完全是自己学的，没有任何人教，后来参加美术展览，没想到包括北京市甚至是全国的美术展览，我都入选了，但是当时我的专业绘画感觉极差，创作感觉又超强。我绘画的构思和构图都很独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我估计那些评委应该就是发现了这一点，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1977年考了中戏的舞台美术系，考完了就怀着很高的期望，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家庭的庇护，都是独闯天下，所以就怀着忐忑的心等待着录取通知。我就是特别想离开工厂，因为翻砂工完全就是苦劳力，有才能有创作的冲动没有地方施展。后来我壮着胆子到中戏去问，分数很高，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当时我伤心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1977年考试和1978年离得特别近，好像也就半年的时间，我一听这消息又开始兴奋了。那时可考的学校就很多了，有几个学校的美术系都招生，但是中戏伤我的心了，我就去考工艺美院、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同时还报了电影学院，因为电影学院当时要求22岁以下，我那时已经23岁了，属于超龄，就想把它当作一次练兵，因为它提前考。结果工艺美院连准考证都没有发我，因为我交上去的都属于想法极其独特，但技法什么都不是的“学院派”画作。考完师范学院美术系也没下文，电影学院更别说了。考完之后没动静，人家都入学了之后，我很偶然地收到替补录取通知，因为有个上海的考生留在了上海戏剧学院放弃了电影学院才给了我这么个机会。后来我们系还来了何群，我就琢磨着其实这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这趟海盗船都等着我们这几个还没有上船的人呢，在开船之前怎么着都得把你给扔上去。
命运的翅膀掠过每个人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我说我的分数是前几名，但因为家经常有人问我：“冯小宁，你是不是从小就特别热爱当导演啊？”错误！我敢说我们这一帮同学在进电影学院之前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导演的。完全是命运把我们转入到这样一个机遇里，我们之所以后来当成导演其实都是大气候和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实命运的翅膀会掠过每一个人，当它掠过你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就会被淘汰掉，等待是没用的，你要不停地努力，命运的翅膀会发现那些努力的人，然后回到你的头上掠过。
我的毕业作品就是《红象》，我任美术。记得最好玩的就是给大象刷大红泥，一开始出主意说拿喷枪喷美术广告色，后来发现云南的红色泥土就是最好的颜色，就拿刷墙的大刷子往大象身上刷。但是大象那么高怎么办？用一个竹竿绑上刷子刷。当时壮壮就说：“冯小宁要是把大象都刷红了，这大象还不疯了？”结果大象没疯，给它一根香蕉吃，它就一点儿事都没有。后来就是因为《红象》，我毕业分配到了儿影，于蓝认为这个孩子工作还算老实，就决定收进来。另外我报志愿，第一志愿儿影，第二志愿儿影，第三志愿儿影，为什么？看准了儿影刚刚成立没什么人，而且我们这帮同学都觉得去儿影很丢人，我就觉得如果是一粒种子，有了合适的土壤肯定要发芽，在儿影照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乱世称雄，能者为王
对于“第五代”的理解，我认为一些电影理论家从开始就走偏了，“第五代”是递增的，不光是导演系再加上一个张艺谋，而是各个系都有大量人才呈递增状态涌出，甚至在“第五代”成名十几年后还有人才不断出来。我很清楚现在还有很多不被理论家纳入到“第五代”的各个系的同学正在成熟，还会出来一些好作品，但是“第五代”现在整体碰到的关键问题就是市场。这是个必然现象，但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乱世称雄，能者为王，什么是“应运而生”？有商业脑子和市场脑子的人能够占领一席之地。但是我有我的观点，一个时代不能逼着一切艺术家既搞艺术同时又是一个商人。
我觉得中国电影少谈什么主义和理论，多一些实干。这句话很像是胡适的。我是说艺术不要空谈要实干，尤其是年轻人，电影学院的年轻人学习理论、懂得理论但是不要谈理论。我觉得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更加靠近真理。
我们在精神上特抱团儿
我们这帮同学都是有一种孩子气的，只是性格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电影导演，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天真的，比如陈凯歌，张艺谋他们好像很老成、深沉的样子，其实都是“装深沉”，他们内心深处全都是孩子气。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才能拍出那些五彩缤纷的东西。有人就说我在片场凶如恶魔、爱拼命什么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孩子和一帮更小的孩子在泥土中玩得满身大汗。因为他玩得极其投入。虽然社会很复杂，人际之间的冲突也很多，我们对于电影的感情就像一个孩子盼着要去的游戏场，但是这种“玩”和“玩电影”的心态截然不同，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都是极其认真，把它当作天大的事情去对待，但是人生观是盼望着到这个游戏场去玩。
因为我们在生活最底层工作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以及感动于我们的东西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像一群放肆的孩子，特殊的历史环境把我们扔在朱辛庄，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让我们放肆地成长，就好像一批种子撒在了一片野地里，简直就是疯长。
我们这帮同学还有一个独特的东西——“我就坚持自己的东西”，从来不跟风，不跟大潮跑，特立独行。另外我们这帮人在精神上、人格上抱团，不是一天到晚非要吃饭、喝咖啡之类的，我们互相之间是欣赏对方，敬重对方。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本来就是天下英雄，本来就是杀入电影界的一批英雄好汉，天命所致。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陶经
78级最知名的录音师
陶经是录音系最为知名的一位录音师，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他的幸运表现在同中国最顶尖的两位导演兼同学的合作，从《孩子王》和《霸王别姬》，到《活着》与《英雄》，陈凯歌、张艺谋最为知名的几部作品都是与陶经合作的成果。
陶经在评价一个人时，通常喜欢说这个人很“nice”，或许这个国际化的说法能够涵盖一个人的所有优点。他崇尚忘我工作的状态，又抱有“感恩”的态度，因为上电影学院仿若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洗礼。在朱辛庄那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他们曾经怀抱着理想争论，也享受了争论的快乐。
陶经：我们拥有一样的血液
从农场考进电影学院
那个叫做“星火农场”的地方聚集了28000人，都是“老三届”后的那一拨儿青年学生。当时一个连队400多人，每年有回上海的七八个指标，但是每个人心里也都挺矛盾的，有时候想法比较分裂，说是要扎根、要进步这没错，甚至也会希望接近组织使自己更革命化一些；可是心里的另一个声音也非常强烈，就是特别想回上海，这两种想法都很真实。应该说三年的农场生活对我是特别重要的一段，看到过生生死死，看到过被忽视的人性。
当时受“文革”时八个样板戏的影响，人们都觉得做文艺、做电影的人是很不得了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我没敢想，原本是准备参加高考的，1977年没有考上，过了半年的时间又是1978年高考，因为电影学院提前考试，我当时仅把它当作一次练兵。
其实77届给我们的刺激是很大的，我始终记得那个场景，每天早晨6点农场的大喇叭就开始向28000人广播，记得那个磁性的男声真是不可比拟的好听。“东方红”的音乐放完后就开始念77届考上大学的人员名单，而且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念，一个一个名字地念，我们都钻在被窝里听着，天还黑着，大喇叭带着回音清楚地念着每一个名字，可是没有我。
考完之后自我感觉还不错，但说实话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因为一共二十几个名额，我认为早被文艺界的子弟“开后门”占满了。我的数理化基础不错，也懂音乐，因为在中学的时候练过声乐也拉过小提琴，所以打下的基础很好，当时在农场文工团的时候经常又拉提琴，又上台表演，什么都要会一些。
记得那年正是春末夏初抢种稻子的时候，我从场部回来的人那里知道自己考上了。通知书像是包点心的那种黄乎乎的纸，油印的字盖了电影学院的章。我盯着那张纸激动得有点懵懂，用所有的钱买了罐头和酒，那天正好停电，我们就点着蜡烛聊天。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也不敢太张扬。我是那年“星火农场”第一个考走的职工。
录音系的人几乎都会乐器
记得我们所有人看到电影学院的那块牌子，都迫不及待地要去领校徽，拿了校徽以后就小心收在塑料盒里，有事没事地别在身上，很光荣很体面的感觉。所以你可以从我们同学的照片里看到，很多人都是别着校徽的，尤其是第一批寄回家里的照片，100％都是别着校徽、站在学校的牌子之前踌躇满志的那种。
大家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尤其体现在刚上学的前两年，就是抱团儿。因为导演系的人比其他系的都大，有什么问题了导演系的壮壮、江海洋、金韬他们一出头，别的系都很响应。大家因为拥有了为这个“高贵”事业去奋斗的精神，也就仿佛拥有了一样的血液，都是一个血脉出来的人。可以说延续到今天，这种同学情谊仍在起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们这一生。
我们录音系好像除了一个人，剩下的人全会乐器，当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水平高的有很多，我们系组织起一个乐队是没问题的。正好“文革”时的“五七艺术大学”分散后在乐器库里留了一大批乐器，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去挑。一到文艺演出我们就演奏，最典型的是四重奏《天鹅湖》，我拉小提琴，有时也弹贝司。
电影学院那时候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四面都是农田和树林，我记得秋天的阳光洒下来，金色的地面特别的漂亮。我们就带着打好的饭，在树林里练琴，引来各个系吃饭的同学，那叫真正的浪漫。五点半老师回城的班车走了以后，大家可真叫一个“乱”，“乱”是解放天性，所以在田野里看到一对对儿的，一点都不新鲜。当时教工对我们也都比较宽松，只要别干太出格的事情，就不会管。那时年轻，也容易饿，大家就自觉地补充营养，到地里掰玉米，到塘边钓青蛙，然后拿条裤子将两个裤腿一扎，把青蛙往里面扔，回来以后做了吃。
上学期间疯狂地看电影，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那么多“过路片”，最多的一星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