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作平静地在课间操的时候溜进了体育老师放运动器材的小屋，背靠着一只跳箱，就着从极小的窗口穿进来的阳光，战战兢兢地打开信封，看到了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的信。我知道是他，一个个子很高、在理科班的男生，我熟悉他的字体。我们在同一个班上高一的时候，我就已经熟悉了他的每一个字都向左边倾斜的字体，看过一遍，就再也没有忘记。
那封信其实非常平和，他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他说：“假如你的心是一片汪洋的海，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做那精卫？”他用很多笔墨来告诉我，他第一次注意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趴在学校大厅的玻璃窗边上看着我从校门对面的小路上慢慢地走过来，杨花飘在我的脸上，我轻轻地拂掉。他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我，他说他深信我也看见他了，而且他的影子在那个时候就反映在我的眼镜片上。
我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那天，在那个光线非常暗、飘着一种奇怪的发霉的气味的小屋，我的眼泪莫名其妙地打湿了这封言辞动人的信。我想，我在一个人的眼中是这样的美好，为什么另一个人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为什么写这封信的人是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注意、也很清楚他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人，而不是我心里珍藏的那颗“钻石”？
我把这封信一点、一点地撕碎了，当洁白的信纸变成片片白色的小蝴蝶时，我决定永远不去牵动这个秘密，就让我假装不知道是谁，就让我一直装聋作哑下去吧。
然而自从有了这样的一封信之后，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有了变化：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旁若无人和自信，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特别是性别角色，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用一种所谓“淑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心里很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就在我收到这封信之后，学校里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同住了几个晚上，被老师发觉了。
对中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天大的事情。
这两个同学被老师分别关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写“情况说明”，谁也不许跟对方通气，“各自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被关起来写检查的时候，我们照样上课。我们读书的学校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老校，整个学校的气氛中弥漫着令我们非常自豪的自由和民主的气息。但是，这两个同学的事情即使是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也是不能被姑息和容忍的。我们期待老师告诉我们学校的处理结果和这两个人的情况，而我们的老师对此只字不提。
同学之间悄悄地议论着他们，他们的身世和他们的恋情。
他们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家庭里，都没有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他们当中女生的学习很好，男生的成绩很差。他们是因为相互同情走到一起的，因为双方都是没有家的孩子，他们彼此关心和爱惜对方。他们在同学中也曾经是孤单的，因为不愿意听到一起玩儿、一起读书的同伴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又无奈又幸福地说“我要回家了”，他们选择了对方作为同伴，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谁都不会说回家的话，他们都没有必须要回的家。
同学说，他们住在一起，大概是“有了关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也没有人愿意说清楚。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在谈论这件事，其中也包括收到信的我和写信给我的他。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在我和他之间有一个秘密，然而谁也没有把它说破。我们只是议论别人，议论这两个据说是因为“相爱”而被隔离起来的同学。
一个下毛毛雨的日子，我逃掉了自习课，背着书包到学校东南路上的大树下，我坐在绿色的长椅上。我终于等来了一张纸条：“自习课不要上，请到东南路第二个长椅等我。”字体依然是向左倾斜的。
他走过来了，个子很高、脸色苍白。他没有打伞，只穿了一件米色的、学生们通常不太会穿的风衣。
“出去走走吧。”他说。
我顺从地跟着他，同时与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
他带来了那两个人的消息：他们都在稿纸上写了相同的话，“全是我的错，是我主动的，与××无关”。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办公室里冲进楼道，当着追出来的老师的面，说“你就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他们还是被老师拉进了各自写检讨的办公室，写的还是上面的那句话。
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我，我低着头走路，什么也不说。
“我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他说，说话的时候伸出手拉我的胳膊。
我躲开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做呢？”他停下来，我们就这样站在了我上学必须经过的居民区的一条小路边上。桃花已经落了，洒在潮湿的泥地上，雨开始大起来，我只有一把伞。
如果是我，我会像那个女孩子那样吗？我会吗？我不知道。但我想那不会是我的，因为我会从一开始就不让事情这样发展。我注定就是那种看别人做故事的人，故事的主人不会是我。我用了相同的话问他：“假如是你呢？”
“没有你，那个人就不会是我。”他果断地说，“就像没有了海，精卫衔着石头飞来飞去又有什么用？”
他指的是那封信，那封写着“假如你的心是一片汪洋的海，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做那精卫？”的信。
雨越来越大，我从书包里掏出了伞。他很自然地拿过去，撑开，把我和他一起收进伞下。这样切近地站着，我有些恍惚，恍惚之中我觉得我必须对他讲真话，我必须告诉他，我一直用目光追逐的那个身影不是他，假如他注定是那精卫，我不是他俯瞰的那片海洋。我告诉他，我从听说了那两个同学的事情的时候，就认为他们是那么勇敢和纯洁，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老师们不能理解的关系，我理解。而且，我也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但是我的答案和他的一样，假如没有我注视的那个人，另一个人就永远不会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隐隐地觉得有些莫名的疼痛，有点像小人鱼迈着艰难的步子、仿佛在尖刀上为王子起舞时的那种悲壮的奉献。
他站在伞下听完了我讲的、其实只是存在于我心里的一个没头没尾也永远不会有头有尾的故事。
他默默地送我到我家楼下。我坚持让他带走我的伞，他坚持拒绝了。我站在楼道的窗子边，看见他的风衣在雨雾中仍然能飘起来，显然，他走得非常快。
回到家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会记住这个雨天我们说的话，记住在收到他的信之后陡然增加的自信，我说他送给我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我也用了一个白色的、用来装贺卡的信封。所不同的是，我选择了邮寄的方式。
我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信，课间休息时，我曾亲眼看到那封信躺在传达室的桌子上。我们还会见面，在楼道里、在操场上，还是像以往那样点一点头。我增加了个新习惯，每天上学走到学校门口时，会偷偷地往楼上大厅窗子那里看一眼，有时候，我能看到他在玻璃的另一侧看着我。而我喜欢看的那个人已经毕业了。
我们最终没有从老师那里获知有关那两个同学的处理结果，他们又回到各自的班里去上课了，因为还有不多的时间我们就要参加高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公然在操场上手拉手地边走边背诵课文，我在这个没有了偶像的学校里默默读书，默默地在心里认为他们真勇敢。
高考之后，我们永远离开了母校。
那年夏天，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是精卫填海的图案。上面只有一句话：“别忘记下雨的日子里那段青果似的恋情，你的和我的。”
（本文作者：安顿）
第一章心中留下了什么
人生的岁月里，对于远去的仇恨，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起这三个小小的故事，叩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心中该留下些什么？
一本二战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纳粹准备活埋一些犹太人，其中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他们被粗暴的纳粹分子推下了很深的土坑，孩子吓哭了。
老人说：“孩子，不要哭，这是在做游戏。”
孩子停住了哭声，他相信了老人的话，以为这真的是一个游戏。
泥土纷纷扬扬地撒落下来……
这是一段极其沉重极其黑暗的历史，但因为有这位不知名也不知是否为杜撰的老人的一句话，让人看到了人性的万丈光芒。
因为爱，所以孩子得到了死亡前一个美丽的谎言。
“文革”中，一位教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学生千万百计从他的讲义里找茬来批判他。
一个晚上，他又被拉到台上狠斗，终于昏倒了。他被人架回了家里，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学生是不是全批我了？”
他的夫人垂泪说：“除了一个女学生，他们都批你了。”
教授惊道：“这如何是好，她不批我，是会出事的，她还年轻啊！”
一本名为《最后的闺秀》的书中描述了类似的一个情节：
1968年的夏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屋子，他们给她5分钟，要求她检举揭发他人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她得到了自己的5分钟。于是，她坐在这群红卫兵的面前，开始端详起他们来。嘿，这个男孩子真漂亮，如果和女孩子谈恋爱，一定很温柔；左边的那个男孩子，长得黑一点，好像是个“猛张飞”；对面的则像赵子龙，他们都是好样的。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如此残酷无情的岁月，在作者的心里竟然留下了“美好”。
人生的岁月里，对于远去的仇恨，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起这三个小小的故事，叩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心中该留下些什么？
（本文作者：流沙）
第一章我写我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