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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与温文尔雅的徐林格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在“文革”运动爆发后，因为口无遮拦而无意掉进被打倒的无底深渊。当时，宫子丕与陶玉玲等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勒令交代各自的所谓问题，性格火暴、直来直往的他，哪能忍受得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身？不甘受辱的宫子丕毅然决然地从二楼愤然跳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结束自己铁骨铮铮的短暂一生，以死抗争，表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丧心病狂的当权派和造反派，还丧失人性在宫子丕死亡的晚上，连夜宣布“宫子丕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并立即召开批斗大会。宫子丕在跳楼后，由于一时还没有断气，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其惨状令人不忍卒观。
在剧中扮演特务老K的安家祥，也在不久的帮派互相斗争中割腕自杀，成为残酷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曾经与陶玉玲有过两次愉快合作、先后在《柳堡的故事》中扮演副班长李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童阿男的廖有梁，年轻英俊又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他原本是20军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很有灵气，表演欲望特别强，模仿许多著名的大人物，简直惟妙惟肖到令人赞叹的地步。后来在“文革”来临后，他失去了本该充分发挥的艺术表演天才，复员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执导了反映上海武警一支队十中队“新八连”事迹的电视剧《霓虹灯下新哨兵》，并参与了故事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和《在被告后面》以及电视连续剧《济公》等影视剧。
扮演林媛媛的余肖梅是编剧之一沈西蒙的爱人，后因病故去多年，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定格的银幕形象，来追忆这位相貌酷似年轻时代的秦怡的逝去佳人了。
丁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的是老工人周德贵，在此之前，他应邀在八一厂的建国10周年国庆献礼片之一的故事影片《战上海》中，所塑造的我军前线总指挥方明军长的银幕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擅长扮演部队高层领导干部的丁尼，在此之前，曾经在长影主演过《春风吹到诺敏河》，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文革”运动后，丁尼和赵秀荣夫妇被无情地赶出南京，来到济南，可怜地只能把丢弃在郊外路边的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的车壳，当作栖身之地。后来落实政策后，情形才有所好转。还参加了峨影厂的《奴隶的女儿》和《我的十个同学》等影片的拍摄。生性乐观、开朗的丁尼夫妇，在历经诸多坎坷和磨难中，始终没有怨声载道，他们步入自己的晚年之后，仍是笑对沧桑的人生。
扮演陈喜的马学士、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姜曼璞、扮演林媛媛表哥罗克文的李传弟、扮演童妈妈的吴斌、曾参加电影《枯木逢春》的拍摄、在剧中扮演老炊事班长的刘鸿声，后来又都落叶归根，重新回到了舐犊情深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扮演姑妈的李恩琪和剧团的导演陈铮是一对夫妇，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开办的导训班，不幸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恩琪年轻时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很有名气，她的妹妹李健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扮演老大娘见长的著名演员。李恩琪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东进序曲》中扮演的九姨太，在196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80年代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贵州拍摄《四渡赤水》的时候，步入晚年的李恩琪，欣然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质朴、善良的老大娘，她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特急警报333》中出演母亲角色，显示出了她有别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另一演技才能。
扮演赵大大的袁岳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参演过《405谋杀案》、《好事多磨》等影片。
在剧中扮演阿香的张耐霞，转业到了南京电影制片厂，她在艺术的另一片新天地里，又重新扬起了“尔今迈步从头越”的希望风帆。
而扮演春妮的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后，随同以田汉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朝鲜。回国不久，就赶上了“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陶玉玲被扣上“积极贯彻文艺黑线的宠儿”、“追求三名三高的艺术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为“干扰和腐蚀我军革命战士，瓦解部队战斗力，破坏部队纪律的中间人物”。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来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有天壤之别的普通工人。1972年，陶玉玲被调到南通市文工团担任演员，继而担任了团长职务。1975年，陶玉玲在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的关心下，又重新回到了离别8年之久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1978年，陶玉玲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二泉映月》中的船娘配角复出影坛；后被外借到西影厂、北影厂、长影厂参加了《没有航标的河流》、《明姑娘》、《归宿》、《炮兵少校》等多部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她曾并当选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推举评选出来的全国126位“中华影星”之一，并两次获得总政治部表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女演员奖”。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忽如一夜春风来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她丝毫也没有褪色，《东方红》不愧是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文艺经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64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经过党中央及时扭转乾坤，终于“人定胜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依靠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齐心协力共闯难关，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种种负面的严重影响，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1964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颇感舒畅的一个国庆，因为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十年大庆，五年小庆，摆脱了昨夜噩梦般的阴影，15周年的庆祝，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事必躬亲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将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庆祝”，特别是总理深爱着的文艺界，有了一项暂时秘而不宣的大动作。
1964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应邀访问非洲，非洲人民用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场面，作为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时此刻，周恩来的眼前豁然一亮，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吗？歌与舞的大联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气势，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来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阳春三月，周恩来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陈毅外长出访斯里兰卡回国后，途经云南，昆明军区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表示欢迎，在演出现场，周恩来望着舞台上演员们动人的舞姿，无形中打开了他感情丰富的闸门，不久前置身于非洲歌舞场景当中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周恩来对着陪同观看演出的随从领导，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周恩来的胸臆间始终荡漾着一种歌舞相连、歌舞连天的浓郁情结。
一个月后的第八天，周恩来抽出身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获奖舞台话剧作品座谈会。他对身边和周围到会的夏衍及获奖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等剧的编导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人，就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意见：“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顿了顿，周总理又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索，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座谈会无疑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当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的时候，再次掷地有声地重点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高屋建瓴的指导性话语，进一步把文艺创作的宗旨意义和发展方向表露清楚。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一曲难忘 醉情怀（1）
早在一年前的1963年，陈毅外长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外长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名为《亚非拉》文艺晚会的专场时，塞古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他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的孟波同志说：“……你们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上海市的主管领导特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真可谓用心良苦。在上海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上，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3000多人演出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充满革命激情，气势恢弘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宫、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新闻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
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借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演变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综合艺术的形式，着重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样庞大规模的大型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广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