鲂∈保笤荚诹璩�2点钟到达上海。一路上，甚至没有座位，只能买一张站票，年幼的我仍然为此兴奋不已。我靠在座席边或者在车厢连接处站着，晃晃悠悠，有时候大人不忍心我一个小姑娘站那么久，便挤一挤让我坐下。有时候，我实在又困又累，就蜷缩地躺在座席的底下。没有人知道，我的梦在飞。不管怎么样，为了回到梦中的上海，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时候，爷爷奶奶的住房也不宽敞，我们一家三口回来，就要打地铺。可是，对我来说，一切还是令我痴迷。
对上海向往，成为童年遥远而执著的渴望。
1995年，上海东方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让我重新萌生了上海梦。当时我在浙江电视台干得正欢，但人生仿佛就是一个驿动之旅。
我把自己的录像带寄到了上海。一个多月后，接到了上海东方台的复试通知。从杭州兴冲冲赶到考场，天啊，参加考试的有800多人，而且是编导和主持人一起考，报考主持人的，有很多人从业经验丰富。考完试，我回到浙江台，三个月没有得到任何音信。我以为没戏了。可偏偏这时候得到了参与最后面试的通知。
父母得知消息，也非常兴奋，他们来到杭州与我会合，又陪同我一起到上海面试。这次主持人招聘面试，只剩下9个人，其他人从业经验都比较丰富。我知道，自己能得到最后面试的机会，已经相当幸运，对最后的录用并不抱太多希望。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压力，表现得轻松自如。考试结束，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悄悄问了一句：“你要到上海，浙江会不会放你？”
虽然没有得到确认的消息，但我的父母觉得这句话很可能是录取我的一个信号。果然，不久之后，我便得到了录取通知。
董卿：我的笑容很“过年”上海是我的蜕变之地
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东方台，是我走向梦想极地的一次启程。
在上海东方台的两年多时间，我完成了主持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飞跃：在业务上，接触到全新的电视理念，在个人的气质形象上，也完成了一次由蛹化蝶的转变。
记得刚到上海东方台的时候，有人好奇地问我：“你是不是游泳运动员退役的啊？”我在学校的时候，酷爱中长跑，身材显得健壮，胳膊也粗，一点儿也没有淑女风范。初到上海，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再加上是新人，没有经验，一时间成了“打杂”工，哪个组有事都会叫我去帮忙，但就是没有节目请我来主持。
闲着没事儿，就去读书。1996年7月，我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系，再次回到了校园。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过着没心没肺的日子，每天念书，听音乐，逛商场，虽然没节目可做，人却飞扬起来，从里到外蜕变着。
1996年春节晚会，总导演张晓海采用了京、沪、陕“三地互传”的形式，在上海，有一个晚会的分会场，主持人是袁鸣。闲来无事的我被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儿：催场。干这份差事，我还美滋滋的：能和姜昆一起吃饭了，多大的腕咱也不怵了。我没有想到，五年以后会怎么样，更没有想到十年之后的2005年，自己会成为央视春晚的主持人。
都说女大十八变，那两年，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也充分展现出来，我会淘来适合自己的服饰打扮自己，同事们不经意间发现，那个曾经的丑小鸭终于出落成一个灵灵秀秀的小美女了。
很快，机会来了。《相约星期六》是东方台推出的一档电视相亲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在当时风靡一时。当时我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虽然东方台当时也有袁鸣等颇有名气的主持人，但台里决定启用我。果然，《相约星期六》迅速蹿红，收视率达到10％左右，在东方台名列前茅，我成为台里的当红花旦。那时候，走在上海的街头，总是被人们认出来，哇，心里美滋滋的。
董卿：我的笑容很“过年”事业归零：做一个创业者
就在我渐入佳境的时候，上海卫视台成立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上星频道。虽然当时创作环境比较差，资金和条件也并不好，但我为它的前景所吸引，不会患得患失，我愿意去做一个创业者。
任何新的事件都会有一个成长期，新成立的频道也面临着初创时期生存的艰难。它没有资金自办节目，而是以包装播出为主，主持人被闲置了。这令我一筹莫展。当时，我是积极请缨来到上海卫视。当时在《相约星期六》人气攀升，有了一些知名度。但因为年轻，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也因为年轻，我并不知道，要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栏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候，观众时常来有来信，有的是批评台领导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主持人闲置不用，有的责备我对自己的事业不负责任。
但已迈出了这一步，是决不能往后退了。东方台的《相约星期六》照样红红火火，而自己很快就被观众遗忘了，我心里极为郁闷。怎么办？又闲了，那就再去读书吧，为下一次启程做些储备。
1999年4月，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班，继续念书。选择古典文学专业，是父亲的建议。我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认为要做好主持人，文学的底子要深厚。
这时候，我有着大把的时间，充沛的精力，我所能做的，就是丰富自己，提升自身的素质。读书，健身，看碟，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件事，就是攻读英语。当时，杨澜、袁鸣等一批有留学背景的主持人，英语水平都比较高，而在上海这样一个开放的城市，英语也是一个工具。我每周都去上英语课，还特意请了英语教师，那段时间英语水平迅速提高。虽然没有用武之地，但我时刻准备着。要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要临时抱佛脚就晚了。
董卿：我的笑容很“过年”机会眷顾有准备的人
2000年，上海卫视的运作逐渐走入正轨，开始自制节目了。《从星开始》是我重新启动的一个信号，从此，台里开办的几档节目，都由我来主持，是啊，人都闲了这么久，好像是要给我补偿。
《从星开始》是文化名人访谈节目，我很快进入状态，节目的收视率不断攀升。每逢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的大型节目，几乎成了我的专场，大型节目主持经验也不断积累。特别是上海卫视与悉尼歌剧院合作的《上海悉尼歌剧盛典》，我所有的一切积累都用上了，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我是用英语主持的，双语的优势凸显出来。
2000年是我在上海卫视收获的一年。我把自己《从星开始》的一期节目和歌剧盛典节目的录像带剪辑出来，寄到了金话筒奖评委会。
在2001年“金话筒奖”评选中，那一盘录像带获得了评委的全票通过。
人生的这一段行程，我并没有刻意设计，船到桥头自然直，当时我就是顺水推舟，走过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驿站。
但这时候，我已不是那个“没心没肺”快乐无忧的小姑娘。我在心里酝酿着新的突围。
做了六年节目，轻车熟路，信手拈来，这一切，都让我失去了最初的兴奋。而父母，则催着我谈婚论嫁。
何去何从？去北京发展？出国深造？我有些举棋不定。
在江苏常州市红星大剧院领完了“金话筒奖”，我就把它束之高阁，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了。
我甚至在新东方学校报了英语培训班，准备出国考试。
但恰在这时候，我接到了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李欣打来的电话。李欣告诉我，央视为筹办西部频道，正在向全国招聘主持人。
我并不知道，命运的力量来自何方。
原来，在我两年前参加金话筒评奖的时候，我曾给诸多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互相打探：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而作为评委之一的尹力，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也格外看好我。
时过两年，当他负责筹办西部频道的时候，便特意推荐了我。
我面临着又一次命运的抉择。又是一个新的频道，而更大的诱惑是：中央电视台。不管是不是新频道，不管是不是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的西部，我还是更看重央视抛出的橄榄枝。
来到北京试镜，自然，成绩相当不错，我成为《魅力12》的主持人。
那时候，上海的栏目还在继续，我像几位同在上海和北京两边主持的海派上持人一样，当起了空中飞人。
2002年的初春，我来到北京，一头扎到了演播室。那时候，我对北京的气候还不适应，没想到北京的春天那么冷，我穿着单薄的衣服，穿越到北京的南城录像。每天录像十多个小时，一录就是几天。白天录完像，晚上还要查资料，背稿子，整天足不出户。一旦进棚，我就进入了一种封闭的录影状态，非常亢奋，乐此不疲。在北京，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西单、王府井，只知道梅地亚和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
很快，我开始喜欢上了北京。我喜欢吃面食，酷爱北京的饺子、面条和大饼，影视之家的伙食非常对我的胃口。
后来，《魅力12》的制片人告诉我：这档节目在西部频道最被认可，领导希望我能留在西部频道。
董卿：我的笑容很“过年”30岁，人生再次归零
曾经的上海梦，已无悬念。
我的父母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按照他们的计划，女儿已在上海落脚，买了房添了车，他们二老希望退休后回上海和我一起生活。回上海，也是他们大半生在外地漂泊的一个归宿。可是，我又要飞走了。
我可能是“驿命”吧，从小到大，没有在一座城市超过6年。
本来，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跑，也并非两全其美之策，上海觉得不安心，北京也觉得不踏实。但现在，重新选择，一切归零，我一时难以决定。
在上海，我有稳定的收入，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还要选择不确定的生活？
但，有梦就要飞翔。
我的父母深明大义，他们知道对于主持人来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是完全不同的舞台。父亲对我说：三十岁还是人生的开始。
是的，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我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
那意味着，我一切要把自己清零，重新去打拼。
人在得到一些东西之后，往往会变得胆小，患得患失。不去北京可以吗？在上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自己内心的追求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2002年底，我打点好行装，离开了上海。虽然，我在上海有房有车有“粉丝”，可是，我必须放弃。
在北京，我什么也没有。临时租的房子，暂住证，随身携带的衣物。还有，就是飞翔的梦。
那是最难熬的日子。举目无亲，除了节目组的人，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热衷于邀请节目组的同事们一起吃饭。
上海还是常来常往，一个月要飞回去一次，逛逛自己熟悉的商场、书店，回来的时候总是满载而归。
当时，我还游离于央视之外，因为台里办公用房紧张，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