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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说到叶兆言写作这组文章时的状态。叶兆言在《围城里的笑声》中说过自己的“学术生涯”：“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是也确实做过一段死学问。为了学位，我花了很多时间读现代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很无趣的工作，因为好的小说实在太少。我很耐心地为长篇小说做了一个年谱，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有个很直观的印象。我还读了大量的旧报纸、旧杂志，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刊物，只要能找到，都过堂似的翻阅。图书馆是个大坟场，做死学问的书呆子，有时就像一个掘墓人，把一个个已经入土为安的作品重新发掘出来琢磨。”叶兆言的这种经历我们都有过，一个人要成为学者专家教授似乎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但这种教育与做学问的方式其局限性已经大大暴露出来，教育或者文化体制对我们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叶兆言认真读书但放弃死做学问后的自由与活力，在这组文章中有神采飞扬的表现。突破教科书、文学史读本的束缚，凸显一个读书人真正的洞察与发现，是这组文章给我很深的印象之一。这几年新文学研究不断拓展，比之叶兆言读研究生时期显然有了大的飞跃，包括叶兆言在内的作家无疑也获得了启发。但是作为学者的新文学研究与作为作家的叶兆言对新文学的解读显然有些区别。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有时免不了书生气和迂腐（文艺理论有时也害人），作家的解读则是另外一种景象。譬如，关于鲁迅的小说《弟兄》，叶兆言认为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心理小说，“《弟兄》中的沛君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历来谈鲁迅小说的人，都习惯于绕开这篇小说，因为若承认纪实，有损鲁迅的光辉形象，若坚决否认，心里的疙瘩则解不开。其实，这就算是鲁迅的真实想法，又有什么大不了，鲁迅是人，不是神。阅读小说太当真，难免煞风景”。（《周氏兄弟》）譬如，关于《围城》的开局，叶兆言认为“只是一个小细节，《围城》便从喜剧演变成了正剧，只有理解这个细节，才能把握住进入《围城》的钥匙”。叶兆言在解读新文学史时，努力避免着一些作家、学者常用的“理性判断”的习惯，他更注重文本本身构成的文学进程。由于没有预设的体系框架，有些不被人在意的或者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叶兆言那里有了新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很少没有理性的立足点，无论讽刺还是怜悯，都摆脱不了说教的架子。由于理性判断的实际存在，绝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有意无意洋溢着一种优越感，因为写作者在智力上，显然比他所描写的对象高明。作者有这种优越感，与之相对应的读者，也同样存在优越的感觉。”其实，即使是作为新文学阵营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在他们的小说作者笔下，悲天悯人的语调也是经常出现，重“五四”前期作品而轻“五四”后期作品，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特点，对此，叶兆言指出：“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许多五四作品，后期要比前期实在和精彩得多，譬如我祖父的《潘先生在难中》，譬如郁达夫的《薄奠》和《过去》，冰心的《寄小读者》。换句话说，必须等待激烈的呐喊声过去，等待大家的心情平静下来，才是诞生优秀作品的最好时机。作品影响和作品质量不一定成正比，整个新文学时期，这种现象仿佛打摆子一样不断重复。有影响的作品通常出现在‘呐喊’期间，精华则主要集中在‘彷徨’时代。前一个时期，文学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作家更可能一举成名，后一个时期，即使写得确实不错，影响和前期作品相比也注定小巫见大巫，很难引起广泛的群众反响。”
不纯粹是文体的原因，叶兆言常常在不经意中把“日常生活”的场景纳入笔下，这些场景往往是在正统的文学史之外，但对我们理解文学史并非可有可无。叶兆言的这几篇文章对我们撰写一部叙事式的现代文学史是有启发的。在《围城里的笑声》中，叶兆言对他与师陀先生谈话的印象追忆，就写活了一个作家：“一句话已经到了我嘴边，可是却突然拐了弯，被另一个话题所替代，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很多作家重改旧作，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譬如我祖父的《倪焕之》，最极端的例子是曹禺改《雷雨》，索性变成一则笑话，而这种修改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师陀的《无望村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这是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同样是修改，为什么有好有坏？我的奉承显然搔到了师陀的痒处，他情不自禁地又拍拍我的大腿，在这之前，老先生曾经忘形地这么做过一次了。”
我们还要提到叶兆言这组文章的叙述语言。比起他的小说来，这组文章在语言上似乎更不经意，几乎没有什么雕琢，不时入以俚语、俗语，粗放的叙述语言，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作者的机智与幽默也随之而来。也许因为是小说家，叶兆言这几篇文章的“夹叙夹议”笔法十分纯熟，颇有些“说书”人的风采。这里仅举《闹着玩的文人》为例：“众所周知，章氏之徒为了白话文，自己就闹得不可开交。林纾看不上章太炎，章太炎看不上林纾，双方懒得交手，没有什么戏可看。对于刚闹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林纾并不放在眼里，他写了一篇小说《荆生》，凭空塑造了一个‘伟丈夫’，突然破壁而出，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几员骁将，狠狠地收拾了一通。这本是文人的小把戏，是精神胜利法，然而章氏之徒中提倡白话文的几位，故意做出很着急的样子，说师兄黄侃反对白话文，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林纾却是要玩真格的，想借助枪杆子，镇压白话文运动。”
一个成熟的叶兆言几乎把他深刻的思想集中在对“文人”的认识上。我现在甚至片面地觉得，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成熟，就看他能否穿透文人或知识分子。叶兆言的这组文章具有了我所说的这种穿透力。百年来文人相争不断，是意气用事，是文人相轻，也是自由思想。民间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实说的不是政治，说的是文人的天性。《闹着玩的文人》不冷不热地说：
百花齐放难免造成泥沙俱下的结果，言论自由让文人有更多骂人的机会，同时又有更多挨骂的荣幸。对付文人的闹着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当真。当然文人也不都是闹着玩，文人在闹着玩之外，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文人之间闹着玩，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文人不争就不是文人，但是要一定辨别是非，区分正邪，争出胜负，希望“伟丈夫”出来解决问题，结果就可能是坏事。有理不在声高，有话好好说，文人玩政治，玩到临了，被玩弄的恰恰是自己，魔瓶的木塞往往由文人亲手打开。
没有文人的玩可能就没有精神创造，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总有这一群那一群闹着玩的文人；但无论怎样玩，都需要规则、需要逻辑，没有规则没有逻辑，就变成玩火了。叶兆言在这几篇文章中说的最沉重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怕闹着玩的文人“本来是为了更有利于精神财富的出现，结果却走向它的反面”。
在拙作结尾时，我想到了一个大家都想到的其实是很幼稚的问题：我们的后来者会怎样评价他们的前辈文人，评价我们这些也愿意做并且也想闹着玩的文人？他们是否会说：“这些狗日的。”
（《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读《雷达散文》（一）
这几年，就阅读兴趣而言，读雷达散文胜于读他的文学批评；有这种感受的可能不止我。无论是在批评界还是在散文界，雷达以新颖、独特的散文创作渐渐引人注目。《雷达散文》的出版，不仅意味着作为批评家的雷达可能正在“淡出”，而且带给我们一些关于散文创作的启示。就“大背景”而言，文学批评更迭的迅速与散文创作非职业化趋势的加强，都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风景线上。
在谈论雷达的散文之前，需要确立阅读雷达散文的视角。雷达创作散文时的状态是充满活力的，他不会也不可能从某种“类型”出发去写作。这时，雷达是散文家的雷达。但是，当他编辑自己的文选时，他用的是批评家的裁纸刀，他像对待别人的创作一样裁剪自己的创作。这是一种思维与惯性，是批评家的单纯与敬业。（我常常会觉得我们这些批评家要比作家“迂腐”得多。其实，雷达在这本散文集的“后记”中也曾援引朋友的话说：“有朋友说，你的散文跟我们习见的散文不太一样，说不上该归哪一类。”）我不赞成雷达把自己的散文集分为“抒情文选”、“思辨文选”、“人文随笔”、“议论文选”，因为这样的划分至少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传统的分类是把散文分为“抒情”、“叙事”、“议论”三种，其局限已十分清楚。在分析了雷达散文集中那些主要的篇章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章显然不能简单地称为“抒情文”，尽管雷达自己说他倾注“给它们的感情最多”。我想知道的是：“思辨”和“议论”如何分清？不错，余光中是把他的一些“议论文”收入散文集中，而且他还明确表述过把某种学术文章当作散文的见解，但是只要细读，就会发现，余光中的那些“议论文”和我们大陆学术界通行的“文论”是有大的区别的；有无突出的理论构架，是把握“议论文”能否划入散文的基本标准。我们不应该放弃这样的通识：具有散文的某些素质的文章不等于是散文。至于“人文随笔”中的“人文”，涵盖面更广，倘若冠以“人文随笔”也无不可，但“人文”会因此而成壁垒，缩小了思想与情感的疆域。因此，我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使用“人文”概念。即使不往远处说，单就雷达散文而言，集子中的“思辨文选”和“人文随笔”其实就是同类。“分类”和创作常常会发生矛盾。因此，我想“打乱”雷达散文的分类，暂时忽略不计他的那些“议论文”。
雷达散文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情感与精神特征，并且由此显示出他的高超之处。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作出了这样那样的描述，什么“后现代”、什么“散文时代”等。我也曾经和许多学者一样，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诗性”，因而试图用“散文时代”来揭示时代特征。现在看来，没有“诗性”的时代并不等于“散文时代”；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民谣时代”，无论是文化，还是在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