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红彼得奋斗的目标。1917年11月，当它通过弗朗茨·卡夫卡的记录，写自己的生平历史时，它只想着要给科学院读一读关于它的生平的报告。不管这报告可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它都不是一个请求，即不是请求人类把它看做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一个傻瓜。
“红彼得不是一个调查灵长类动物行为方式的人，而是一只被打上了烙印、身上有记号、受了伤的动物，它出来，是要向一群学者申述。我不是一个研究思想的哲学家，而是一只展现自己的动物；不过，我向学者们展现的，不是伤口；我把伤口藏到衣服下面了，不过，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使你们联想到我所受的伤害。
“如果红彼得非得要降低自己的尊严，由野兽变成替罪羊，由沉默变成理性的喋喋不休；如果它被选定为替罪羊，那么帮它记录的人也是替罪羊，天生的替罪羊。他能预感到，在他死后不久，一场大屠杀将要发生，被杀的就是那些被选中的人。因此，为了证明我的好意和诚意，让我装模作样，假充学者，给你们讲讲我的一些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要有脚注才能撑得起来。”———讲到这里，伊丽莎白摆了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姿势，把她的演讲稿举到空中，挥舞着———她的讲题是“论红彼得的起源”。
“1912年，在特内里费岛，普鲁士科学院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用于测试猿猴，尤其是大猩猩的智力。这个研究站一直存在到1920年。
“在那儿工作的科学家中，有一位是心理学家，叫沃尔夫冈·克勒。1917年，他出版了专著，题目叫《猿猴的智力状况》，他在书中描述了他的试验情况。就在这年11月，弗朗茨·卡夫卡发表了他的《给科学院的报告》。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读到了克勒的书。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都没提到那本书，而他的藏书则在纳粹时期就散失了。1982年，他的大约两百本藏书重新面世，其中没有克勒的书，不过，那说明不了什么。
“我不是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是学者。我宣称卡夫卡读过克勒的书；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关系，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并不取决于此。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卡夫卡读过那本书。研究一下年代，使我的推测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根据红彼得自己的叙述，它是在非洲大陆上被抓获的，捕获它的是一些专门从事猿猴交易的猎人；随后，它被装上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研究所。克勒所研究的就是红彼得这样的猿猴。后来，红彼得和克勒的猿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目的是要使它们具有人性。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红彼得大获全胜，完成了训练。卡夫卡在故事中描写了那个代价的状况：通过对故事中的嘲讽和沉默的把握，我们了解到了它的含义。克勒的猿猴没有红彼得做得好。不过，它们至少都受到了些许的训练。
“让我向你们重新讲一讲，在特内里费岛上，猿猴们从它们的老师沃尔夫冈·克勒那儿学到了什么。我尤其要讲讲苏尔坦，它是克勒最好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红彼得的翻版。
“苏尔坦独自窝在它的笼子里。它饿了：食物往往是定期送来的，但不知何故，现在却停掉了。
“有个男人过去常常给它送来食物，现在那人不仅不再给它送吃的，而且还在地面以上三米的高度，在笼子的上方，拉了一根铁丝，上面挂了一串香蕉，又把三个板条箱拉进笼子。然后，他就关上门，走了；不过，他还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因为猿猴们能闻到他的气息。
“苏尔坦知道：现在，他是要我们思考。香蕉挂在那儿，就是这个意思；香蕉挂在那儿，就是要让我们思考，刺激我们绞尽脑汁。可是，我应该思考什么？我会想：他为什么要让我挨饿？我会想：我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再喜欢我？我会想：他为什么不再需要这些板条箱？但所有这些想法都不正确，甚至是更为复杂的想法也不正确———比如：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对我有什么误解，使他认为，我去拿挂在铁丝上的香蕉，比从地上捡取，要更加容易些？正确的想法应该是：如何利用这些板条箱来拿香蕉？
“苏尔坦把箱子拖到了香蕉下，把它们一只只垒起来，然后爬上这个它自己建造的塔，把香蕉摘了下来。它想着：现在，他不会再惩罚我了吧？
“答案是否定的。第二天，那人在铁丝上挂了一串新鲜的香蕉，但同时在板条箱里塞满了石头，使它们重得搬不动。我不应该想：他为什么要在箱子里塞满石头？我应该想：尽管箱子里塞满了石头，但我该如何利用这些箱子，拿到香蕉？
“我现在开始明白，人的脑子是如何工作的了。
“苏尔坦清空了箱子里的石头，用箱子建造了一个塔，爬上去，摘下香蕉。
“如果苏尔坦想错了，它就得挨饿；它饿着，直到饥饿的疼痛变得无比强烈、高于一切，它才不得不往正确的方向上想，也即，想着如何才能得到香蕉。这就是大猩猩的智力所受到的最大的测试。
“那人在铁笼子外面一米处，扔了一串香蕉，又把一根棍子扔进笼子。苏尔坦的错误的想法是：他为什么不再把香蕉挂在铁丝上？另一个错误的（不过，也是正确的）想法是：怎么能利用那三只板条箱够着香蕉？真正正确的想法是：如何用棍子够着那香蕉？
“每一回，苏尔坦都被迫去想比较无趣的想法。从纯粹的沉思冥想（为什么人类要有这样的习惯？），它被无情地推向低贱的、实用的工具理性（如何用这个得到那个？），从而倾向于把自己也看做主要是一个生物体，有一副需要满足的胃口。从它母亲被杀，它自己被捕，到它被装进笼子，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岛上，被关在监狱似的营地里，如今，在它吃东西的时候，他们还要跟它玩虐待狂似的游戏；所有这些经历都促使它想问一些有关普遍正义的问题，以及这个监狱似的聚积地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这是一个精心谋划的心理领域的政权，它迫使苏尔坦离开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走向更加卑贱的实用理性的领域。当它一寸寸地穿过这羁押它、控制它并充满欺诈的迷宫时，不知为何，它肯定会想到这一点，即，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它都不敢放弃；因为，在它肩上扛着的，是代表猿猴王国的责任。它的兄弟姐妹们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它的表现。
“克勒可能是个好人。一个好人，但不是诗人。那些被捕获的大猩猩迈着大步，绕着围场，围成一个圈，慢慢地走动。它们整个像一支军队。有的赤裸着，像刚刚出生时的样子；有的身上拖挂着绳索或旧布条，那都是它们捡来的；还有的穿戴着垃圾。一个诗人会把这一刻点化成伟大的一刻。
“（从图书馆里，我借阅了克勒的一册书；在有这段描写的书页边上，一个愤怒的读者写道：‘把动物当人写了！’他的意思是说，动物不会迈步，不会打扮；因为它们不知道‘迈步’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打扮’是怎么回事。）
“在它们以往的生活中，猿猴们未曾习惯于以外界的眼光看待它们自己，就好像有那样眼光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正如克勒所洞察到的：由于布条和垃圾看起来非常巧妙，由于这些东西让你产生异样的感觉；它们在大猩猩们身上并不是为着什么视觉效果，而是为着动觉效果———某种用来解乏的东西。以克勒所具备的同情心和洞察力，他只能想到这个程度；而诗人可能会从这里出发，因为他能感受到猿猴的感受。
“在苏尔坦内心的最深处，它对香蕉问题并不感兴趣。那迫使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只是试验者一厢情愿的统治欲。实验室和动物园有如地狱，老鼠、猫和其他许多动物都被困于其中；所有这些动物都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家在哪里？我如何能到达那里？这也是真正困扰着苏尔坦的问题。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4）
“卡夫卡笔下的猿猴戴着蝴蝶领结，穿着晚礼服，握着一卷演讲提纲。让我们回到这只猿猴那儿，测量一下由它到这群被捕获的动物之间的距离；这些动物绕着特内里费岛的牧场，没精打采地走着，是多么悲哀啊！红彼得已经走得多远了啊！不过，我们有权利问：作为回报，它的智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超常的发展，而且已经掌握了演讲厅的礼仪和学术界的话语；为此，它不得不放弃了什么？答案是：许多，包括传宗接代。如果红彼得有一丁点理智，它就不会要孩子。在卡夫卡的故事中，有一只绝望的、半疯的母猿猴，那些猎捕红彼得的人力图把这只母猿猴许配给它，它们生下来的可能只是一头怪物。我们很难想象红彼得的孩子，正如很难想象卡夫卡自己的孩子。杂种是，或者说，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卡夫卡把自己和红彼得都看做杂种，就好像有一套怪异的会思想的设备，莫名其妙地被装在那些受苦受难的动物身体上了。在所有幸存下来的卡夫卡的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盯着我们的目光，这是一种纯粹惊异的目光：惊异、震惊、惊恐。在所有人中，卡夫卡在心理上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他好像在说：这是，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吗？”
“她这是在漫谈，”坐在约翰身边的诺玛说道。
“什么？”
“她在漫谈。她跑题了。”
“有一个哲学家，名叫托马斯·内格尔，”伊丽莎白继续说道，“他提出一个问题；到了今天，在专业圈子里，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有名：做一只蝙蝠，会怎么样？
“想象做一只蝙蝠的样子，内格尔先生说，就是想象：整夜整夜地飞来飞去，把昆虫抓到嘴里，凭借声音，而不是物象，辨别方向；白天则倒挂着———这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所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只是如何像一只蝙蝠那样去‘行动’。而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如何‘作为’一只蝙蝠去行动；因为，蝙蝠就是蝙蝠。由于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头脑不是蝙蝠的头脑，我们决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有知识而没有同情心的人，内格尔使我感到震惊。他甚至很有幽默感。不过，他认为，除了我们自身，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别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看法非常有局限。对内格尔来说，蝙蝠是一种与人根本不同的生物，也许不像火星人那样迥异于人，但肯定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大（我猜想，与学院里的哲学家的差异尤其大）。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它的一端是火星人，另一端是人（但不是卡夫卡）；中间经过蝙蝠和狗和猿猴（但不是红彼得）三个阶段。内格尔说，沿着连续统一体，我们从蝙蝠走向人；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让某某成为某某会怎么样呢？’而答案也随之越来越容易找到。
“我知道，内格尔只是把蝙蝠和火星人当做对他有用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就意识的本质提出他自己的问题。不过，跟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的思维直来直